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有组织的学科交叉研究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正成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作为其中的重要载体，学科交叉平台正发挥日益突出的战略作用。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进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设立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专项，并强调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使命担当。2023年5月，教育部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调研推进会举行，明确以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学科交叉研究和育人平台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围绕学科交叉平台已在组织架构、制度文化、学科团队、资源工具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亟待系统优化与深入研究。

建设现状

自教育部启动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试点以来，全国32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继获批，形成了覆盖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多领域的交叉平台体系。总体来看，这些中心虽因校情差异而呈现多样化运行模式，但在顶层设计上均围绕“破壁跨界、协同育人”的共同目标展开：在组织上强化中心统筹与分中心协同并重的治理逻辑，在制度上聚焦学科评价改革与资源倾斜双轮驱动，在人才上强调长期育人共同体与项目导向动态团队并行，在资源上兼顾定向投入与开放共享。由此，一套以跨学科问题为牵引、以平台化运行为特征、以育研一体为核心的交叉中心建设范式正在我国高校逐步成形。

这些学科交叉平台在组织架构建设方面，通过“中心-分中心”层级与专业行政团队支撑，实现决策集中与执行弹性的结合；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以经费、招生、评价等倾斜措施推动交叉学科由边缘走向核心，并通过课程贯通与学术活动培育包容、多元的交叉氛围；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以长期师资共同体与短期项目团队建设并存的双轨制，既保障教学前沿性，又灵活匹配科研攻关需求；在资源工具建设方面，除专项经费与指标单列等补给性资源外，引入长期交流平台、MOOC 等发展性资源，降低多主体参与门槛，促进知识共享与快速更新。

现实挑战

尽管我国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制度设计和资源配套等方面仍存在系统性短板，整体开放水平与可持续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学科归口”惯性仍然存在。研究生培养、导师聘任与成果认定大多依托原院系实施，跨学科课程设置与学制弹性缺乏刚性政策支持，评价指标仍聚焦单一学科成果，导致平台在招生、学位授予和质量保障上的自主权受限，难以形成真正“平台主导、院系协同”的育人格局。

二是资源供给系统性有待提升。中央与高校虽下放部分经费与人员配置权，但多为一次性、项目型投入，缺乏“基准拨款+竞争增量”的持续机制；科研启动资金、科研设备与博士指标常被拆分列管，难以满足长期任务与高风险交叉探索需要，对平台集成资源和快速响应国家需求形成阻碍。

三是跨界师资激励有待加强。双聘教师归属不明、人事考核与绩效分账缺位；产业导师受知识产权、时间成本等约束深度参与受限，导致“学术-产业”双轨指导体系名义大于实效，影响协同育人与成果转化效率。

四是公共支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向全校共享的课程云平台、数据开放接口和技术转移服务尚未形成闭环；平台治理制度缺少标准化流程与数字化监测工具，难以支撑教育、科研、产业链协同运行。

“四个开放”

针对我国学科交叉平台目标定位和试点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笔者建议以“四个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学科交叉平台建设。

一是开放组织结构，需聚焦发展定位，构建消融边界与分权协作并重的运行体系。

当前，我国学科交叉平台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平台功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晰，中心与外部组织的空间联结性较为有限，整体运行仍存在“封闭化”“碎片化”等问题。首先，国家层面可将学科交叉平台建设纳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重大布局，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发展目标与支持机制，并设立专项支持机制，强化政策引导与体系保障。其次，支持若干代表性高校牵头组建区域性或全国性学科交叉平台联盟，推动中心间基础设施共建、交叉课程共设、研究项目共研和人才培养共育，打破高校间中心重复建设、方向重叠而协同不足的局面，切实提升平台整体布局效率与国家战略服务能力。最后，在组织结构逐步开放的基础上，推动高校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运行机制，如引入专业化行政团队、落实首席专家负责制，明确职责分工，强化跨学科项目之间的沟通协作，提升组织执行力。

二是开放制度文化，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灵活自主的运行制度与组织授权机制。

当前，学科交叉平台在制度设计与平台运行中仍受到学科跨界壁垒、人事体系和评价机制的限制，协同效率不高。首先，要逐渐打破“学科归口管理”的惯性束缚，支持设立不依附于传统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实体单元”，赋予其在课程建设、人才引育和成果认定等方面的制度自主权，推动构建结构平权、规则开放的制度体系，使交叉学科真正成为独立、平等的学术发展单元。其次，高校可探索设立学科交叉岗，由平台作为主责单位统一管理与考核，允许教师跨学院跨学科招生。最后，鼓励学科交叉平台在地方政府与行业机构支持下，与企业、行业组织围绕前沿问题共建研究平台、教育基地与创新实践平台，营造鼓励交叉、容错试验、价值共创的氛围。

三是开放资源体系，需聚合资源要素，形成交叉育人与创新转化的联动机制。

当前，我国学科交叉平台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碎片化、平台资源相对封闭、人才与项目脱节等问题，未能形成系统集成的支撑体系。首先，国家层面可考虑设立学科交叉平台专项资源池，取代单一滚动资助模式。资源池采用“基础+竞争”分配机制，每年为每个中心提供固定基础经费，剩余部分通过跨学科联合评审竞争分配。其次，鼓励高校依托学科交叉平台设置“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配置专项资源，开发交叉课程同时满足博士、硕士学分要求，并试点推行“一份论文、双份认证”，以跨学科论文满足双学位要求，同时布局一批国际联合培养计划和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最后，持续优化技术转移与人才共享机制，整合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地方孵化平台与行业中介组织，推动形成“资源-人才-项目”三位一体的转化路径，为交叉成果落地提供全链条服务。

四是开放评价治理，需改革管理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评估体系。

当前，学科交叉平台在组织绩效、项目执行和人才管理方面仍沿用传统学科导向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支撑协同创新与跨界合作。首先，探索建立以协同创新为导向的学科交叉平台建设绩效评估机制，将“跨学科贡献”“交叉成果”“创新影响”等作为核心指标，并在项目评审、职称评定与人才奖励中加以体现，推动科研评价向问题导向与协作导向转型。其次，建立涵盖“规划—执行—评价—反馈”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治理透明度。最后，深化学科交叉平台人才管理，构建“骨干+协同+产业”三维团队模式，配置专项资源支持常态化联合申报、跨机构定期交流与协同研究机制，优化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营造协同高效的组织氛围，提升系统集成与持续创新能力。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和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