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科学之光烛照复兴之路，科学家精神铸就时代脊梁。“科学家故事集”系列专题以质朴笔触铺展十位科学家的科研人生长卷：以仁心仁术改写白血病诊疗史的王振义、让中国“千里眼”洞穿苍穹的童庆禧、为电动汽车注入“中国芯”的陈清泉、为绿色生态破题立论的张懿、用代码书写赤子忠诚的倪光南、领跑光链领域前沿的庄松林、把论文写在黄土地上的安芷生、开辟真菌学新天地的庄文颖、点燃磷元素生命之光的赵玉芬、探寻肝癌基因密码的王红阳……他们以热血熔铸家国情怀，用毕生恪守科学信仰，始终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将个人奋斗深植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科学家的故事，既是科学家精神的鲜活注脚，更是科技报国的时代长歌，正引领后来者在科技强国的星途上接力前行。
“科学探索犹如在黑夜中航行，我们虽不知岸在何方，却必须信赖星光的引领。”在这个人工智能即将重塑医学的时代，她依然执着于手工记录实验数据。因为她坚信：唯有亲手感知样本的温度，方能深刻领悟生命的分量。她便是肿瘤学与生化及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
真正的科学突破，往往孕育于黎明前最为沉寂的孤独时刻，成长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见证了一位医学科学家对生命的至深敬畏与不懈追求。那些在显微镜下翩翩起舞的细胞，那些在离心机中轻盈旋转的样本，皆是生命谱写的诗篇。而王红阳，正是那位以毕生心血解读生命密码的虔诚探索者。
黄土高原上的生命启蒙
1970年10月，不甘心一辈子“坐机关”的王红阳退回了第一个月的公务员工资，乘坐一列绿皮火车前往甘肃，成为大西北某部队野战医院的一名新兵，踏上了救死扶伤的征途。
在1970年的甘肃陇原，寒风裹挟着沙粒猛烈拍打在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上。在那段深入甘肃农村进行医疗普查的日子里，一幕幕触动人心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王红阳的心中。“我希望能为这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姐妹们做些什么。”就这样，年轻的王红阳毅然决然地成了一名护士。
青年时期的王红阳
来源：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在一次农村妇女病普查中，王红阳握着听诊器的手微微颤抖，因为眼前的农妇让她第一次直面生命的脆弱。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王红阳凝视着农妇衣衫上的补丁，似乎每一道褶皱都像是被命运刻下的伤痕。
这位年仅38岁的母亲，竟然已有19个孩子。由于子宫垂落，她每走一步都伴随着腐坏的气息。深夜，她在土炕上将孩子们排成两排，用破旧的棉被裹住最小的三个。她蜷缩在炕沿边，来不及细数孩子们是否都已安全回家，便已鼾声如雷。
那段日子，王红阳几乎每日都紧随这位农妇身后，为她进行必要的消毒与上药。然而，治疗刚结束，她便又赤着脚匆匆奔向田间。风中，她衣衫褴褛，发丝凌乱，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红阳的心弦。
转眼到了1972年春节，王红阳兴冲冲地回南京探亲。岂料迎接她的竟是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的噩耗。深夜里，父亲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像刺青般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离世，让她再次感受到人类在病魔面前的无力与无助。而这份痛楚更加坚定了她投身医学的决心：“我要考大学，当医生！”
莱茵河畔的科学觉醒
哲人曾言：“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对此，我深有体会。多年来，我几乎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学习进修的机会。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生命中的转折点与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紧密相连。”王红阳目光坚定地说道。
1973年，全国高校恢复考试招生，这对渴望知识的王红阳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她凭借扎实的基础和不懈的努力，以高分考取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在大学期间，她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学业，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实现了自己的医生梦。
然而，王红阳并未止步于此。她深知，要真正为患者带来福音，就必须站在世界医学的前沿。1989年，在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教授和中德医学会主席裘法祖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王红阳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留学德国的机会。从此，她得以与基因对话，与生命的信息传递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吴孟超（左一）、裘法祖（左二）两位老前辈的引荐下，王红阳（右一）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来源：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989年的乌尔姆小城，哥特式教堂的钟声与实验室离心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王红阳攻读博士学位的乌尔姆大学位于德国南部的巴符州。乌尔姆市是爱因斯坦的出生地。在这座简朴的德国小城，她度过了留学生活中最艰辛的三年。王红阳回忆道：“生活费不足，只能靠当助教和家教来补贴。德语不流利，租住在德国人的家庭公寓，下苦功多说多练，半年后终于过了语言关。”
站在爱因斯坦故居前，王红阳突然领悟了这位伟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的箴言。在马普研究所的地下室里，她开始与基因对话。那些缠绕的双螺旋结构，仿佛是上帝写下的神秘诗篇。
从硕士毕业论文到博士论文，乃至后来从事的生物信号调控研究，肝病一直是王红阳关注的焦点。中国是世界肝病高发大国，也是世界上肝癌高发地区。肝癌诊断和治疗困难，死亡率高，始终是我国医学界基础和临床研究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这个挑战性课题也伴随着王红阳的科研生涯。
“每一次实验失败都是新的启示。”回忆起博士后时期的困顿，王红阳眼中仍闪烁着光芒。“为了能开展临床研究直接服务病人，我填了上百页的表格申请到重症医疗科实习。”为攻克多脏器衰竭的代谢机制，她连续72小时守在仪器旁，记录下137组生化数据。
“我似乎不甘心安于寻常路，又总是对自己严格要求，但每一次的进步，都让我尝到了吃苦的甜头。”王红阳认为，医学科学研究永远是对人的最大尊重和最大关注。“如果你热爱生命，你就不会对科学无动于衷，你就会理解那些甘于寂寞的科学家们，为什么他们能慷慨地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激情与爱恋都献给了科学事业，心甘情愿地忍受寂寞的煎熬与失败的挑战。”
从单调的试管碰撞声中听到病人的呻吟与挣扎，在漫长枯燥的重复实验中感受到患者的期待与呼唤，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感悟、信念与情操，激励王红阳安于寂寞，不计名利，不懈追求，始终不放弃攀登科学高峰。
黄浦江畔的科研长征
997年的上海，浦东新区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阵痛。为了报效祖国和母校，王红阳带着从德国科学院争取到的一个集装箱的仪器设备，以及联合申请的250万元科研经费，毅然回国创办了“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次年，该中心被评为“全军医学重点实验室”。在东方肝胆医院的旧仓库里，她带领团队搭建起实验室。潮湿的环境导致精密仪器频发故障，但她如同修复文物般小心翼翼地进行调试。当第一台流式细胞仪发出幽蓝的光芒时，整个团队都感动落泪——这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更是连接生命与科学的桥梁。
王红阳正在工作
来源：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此后，王红阳在国内率先提出并开展了“关键生物信号分子的三维结构与功能”以及“慢性肝病炎-癌转化分子机制与干预”等重大研究课题，并筹建了临床综合治疗内科病区。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她成功建立了国内外两个研究基地，形成了基础与临床交叉结合的创新型发展模式。
“人类的基因数量超过10万个，而目前科学家仅解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破解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奥秘，任务艰巨且长远，‘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必须发扬光大。我和我的团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王红阳院士的引领下，她的团队在细胞信号转导、肿瘤发生发展、肝纤维化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们发现了多个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基因和信号通路，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同时，他们还开发了一系列针对肝纤维化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为肝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王红阳至今仍保存着1972年的医疗日志，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今日在公社医院遇到12例肝癌患者，最小者年仅28岁。”这简单的数字却如同重锤，敲击着她的心灵。用30年时间追踪肝炎-肝硬化-肝癌的演变轨迹，在肝癌高发的江苏启东，王红阳带领团队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肝病样本库。
那些标注着“肝炎-肝硬化-肝癌”的病理切片，如同年轮般记录着生命凋零的轨迹。“我们不是在研究疾病，而是在解读生命的密码本。”她在国际肝癌论坛上展示的成果，让西方同行首次认真倾听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科学星火的传承
除了科研工作之外，王红阳还高度重视科学普及与人才培养。她深刻认识到，科学普及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途径。因此，她积极投身于各类科普活动和学术讲座，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同时，她尤为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勇于探索未知、敢于挑战权威。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红阳院士秉持一种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她支持学生依据自身兴趣和特长选择研究方向，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实验资源和指导支持。此外，她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引导他们在团队中发挥自身优势、协同解决问题。
在王红阳院士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优秀的科研人才迅速崭露头角。他们为科研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果，更在临床诊断和治疗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红阳团队做实验
来源：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每周三下午的实验室例会，王红阳总会预留半小时供学生提问。她擅长用“分子探戈”来比喻信号转导的精妙，以“生命拼图”来阐释基因编辑的深远意义。在复旦大学的通识课堂上，她从《黄帝内经》娓娓道来，直至CRISPR技术，将五千年的医学智慧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
真正的科学家应当如两棵树：根系深植于实验室，枝叶则向大众广泛延伸。她创办的“肝脏健康万里行”科普活动，成功将肝癌筛查带入了数百个偏远乡村。在云南澜沧江畔，当佤族老人看懂了肝功能化验单的那一刻，王红阳深知，这正是科学最纯粹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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