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王兆昱

“我最早发现教师的教学效果并不总是正面的，有时甚至有负面性，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2024年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王世强这番言论显得有些耸人听闻。

他有自己的证据。那是1994年，王世强还是北大生物学系助教，带教心理学系一年级和生物学系三年级的生理学实验课。这门课有个特点，就是实验结果不稳定，经常得到跟教科书上不一样的、甚至是“五花八门”的实验结果。这就需要学生们去分析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王世强发现，对同样预期外的实验结果，心理学系一年级学生总体表现比生物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更好一些。他们更能从实验现象产生的场景、条件、影响因素出发，有逻辑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要知道，那段时间生物学系学子的高考录取成绩在全校遥遥领先，而且这些三年级学生还多了两年大学教育，生物学专业课程多学了不少，面对没有答案的问题，怎么分析能力反而差一些呢？王世强开始质疑：过多的记忆性学习是否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王世强在2025中国生理学会第六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论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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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王世强从助教变成了教授。自2018年起，他开始分管北大生科院的本科生教学。王世强试图改变生物学课程偏重记忆的学习模式。一方面推动部分生物学课程实行半开卷考试，引导老师多考概念之间的逻辑和原理的运用；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纠正学生过度追求高分的倾向。

2021年，在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龚旗煌院士主持的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老师们论及学生片面追求分数和绩点的问题。王世强提出，能否在生科院试点一下取消绩点的可能性？这个想法得到了龚校长的鼓励和支持。

接下来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2022年，生科院率先丢弃了绩点这根“指挥棒”。试点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学生们纷纷反馈“喘了口气”。仅仅三年后，2025年夏天，“北大全面取消绩点”的消息瞬间引爆热搜。王世强这个“先吃螃蟹的人”，终于让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

事实上，王世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

探路

“小动脉、毛细血管和小静脉构成了人体微循环，怎么理解这个微循环呢？来看看咱们教室里的暖气片——进水管就好比小动脉，出水管相当于小静脉，那些暖气片就是毛细血管网。这个系统怎么控制呢？大家看看暖气进水管到暖气片之间是不是有个阀门，这就对应毛细血管前括约肌，它可以调节流过毛细血管网的血量。”

这就是王世强生理学课堂的样板。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发掘不同事物的共通道理，擅长用身边的事物来类比人体生理过程。

不止于此，他还会把社会现象或事件与生理学过程联系起来。比如，讲到心肌细胞动作电位曲线图时，他会用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来类比细胞电活动期间流入细胞和流出细胞的不同离子电流：初始的细胞快速去极化如同日军刚开始的猖狂进攻，动作电位的平台期则是双方力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复极化对应战略反攻阶段，而细胞回归静息电位宛如中国人民赢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会昏昏欲睡。这门生理学课程的在线版也在2023年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正因为有讲“好课”的执念，王世强看不惯那些“过于敬业”的老师。后者每周讲数次课，每节课都是好几十张PPT从头讲到尾，巨量的知识点把学生累坏了。他的看法是，这些老师讲多讲少，跟学生将来能不能创新其实没什么关系。

在王世强看来，老师不应总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专业知识灌输给学生。一个称职的大学老师更要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他极力推崇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当一个人忘掉了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此时依然留下来的才是教育。”对这句话，他的解读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说，讲授知识是一种教学形式，其目的是训练思维，使学生能够运用知识创新知识或解决问题。如果学生能够在暖气片与微循环、抗日战争与动作电位这样的类比中举一反三，就能把知识真正用活，实现跨界创新。

他的这些理念传承自已故的北大生理学家赵以炳。赵以炳的一个理念是，给学生出考题的时候，老师不能翻书，“如果授课老师都想不起来的话，你怎么要求学生记住呢？”而且赵先生只出问答题，其中最著名的一道问答题是：有同学在未名湖里滑冰，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去了，试述其生理反应。

如果是一位生理学教授，这个问题可以写成一本厚重的书；如果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他可能回答“哎呀，冻死了”；如果是一名生物学本科生呢？

问题看起来简单，要想答好并非易事。它考查的是学生对生理学知识的融会贯通，涉及神经反射、激素分泌、血液循环、肌肉功能、代谢调节、体温维持等方面，并且各种反应之间有时间顺序、有前因后果，一味死记硬背是答不上来的。

王世强在生理学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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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书

质疑的习惯，王世强是自小就有的。

他是山东人，1975年上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碰到了一道追赶邮递员的问题：小明有封信需要寄出去，而邮递员已经离开，已知两人速度，求多长时间追上邮递员。王世强计算的结果是14.3分钟。但题目要求保留整数，他多掂量了一番：如果四舍五入算作14分钟的话，小明实际上还没追上邮递员，于是认为应用进一法，15分钟才算真的追上。

当老师公布答案是14分钟的时候，他去找老师辩论。最终老师认同了王世强的观点。

小学的王世强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个开明的老师。但他看到，更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有了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想法就会被考试惩罚，参照标准答案刷题才是考大学的阳关大道。他认为，这样的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持续惩罚有观点、有想法的学生。

他在1986年进入北京大学，大学时期的王世强成绩并不算好，他甚至经常担心能不能及格。究其原因，他不爱背书，总想面对琐碎的知识总结出一些规律。他终于在生理学课上找到感觉，琢磨出了很多“道理”并认为与课本上一致，考试也很有信心。然而，他却考砸了。

授课老师陈守良教授让他回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书，然后重考一遍。王世强再次看书才发现自己的“道理”与课本上有“些许不同”。陈守良对王世强喜欢思考表示肯定，但也告诫他“思而不学则殆”，并在重考后给了他75分。

虽然琢磨不利于出成绩，但王世强认为他因此而得益。因为对知识和原理理解得越深，越不容易忘记，越能学以致用。

他发现，如果不学以致用，数学成绩90多分的学生依然一看到数学公式就跳过去；自己当年的数学分数虽然不算高，但后来在多篇论文中用到了数学建模。时至今日，他在生理学课上计算细胞膜内外两侧的电位差，仍能在黑板上熟练地进行数学推导。这让学生很惊奇，问他大学学的什么专业。王世强回复，学生物的。

生理学实验课仍然是王世强的关注所在。有的老师期待学生得到预期内的标准结果。如果某个实验结果跟预期结果不同，就让学生重做，或者给以较低的分数。王世强认为，对实验中跑偏了的结果，学生没有现成答案来解释。让学生分析实验结果和预想不一样的原因，然后设计实验检验自己的想法，更有利于锻炼创新思维。因此，无论学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深入钻研，都应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有一次在期中考试结束后，王世强要给学生们讲一讲考题，没想到几个同学说，“不要讲啊，老师。”王世强很不解，学生接着说：“您不是说这部分期末考试不考了吗？那我们就不想知道答案。如果我们知道错了，那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王世强大为震动，发现有的学生过分追求分数，学习目标不是求知。他决定打破学生分数至上的观念。

他先从自己的生理学课开始。为减少学生对考试的执着，他和同事将期中和期末考试缩短到1小时，成绩占比降低到50%~60%，同时增加基于作业、讨论、翻转课堂等方面的平时成绩占比。为了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去掉了更注重细节知识记忆的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等题型，改为2~3道综合性简答题和计算题。

对于这些问答题的批改，王世强坚持不让研究生代劳，而是亲力亲为。他的理由是，如果哪个学生有好的想法，研究生一看和评分标准不一样，就可能给不及格，那就相当于惩罚了有想法的学生。如果学生给出了不符合标准但合理的答案，王世强反而会给予更多奖励。

要想重塑学生们对知识的深度追求，仅仅一门课的改革是不够的。它需要系统性地改变，需要院里所有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王世强讲离子通道的时候套用了李白的诗，“四岸氧声啼不住，离子已过多重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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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改变

学习目的不纯粹了，这不能完全怪学生。奖学金、保研、出国，哪个不看成绩单？为了那零点零几的绩点，选水课、刷题库、熬夜抠实验报告格式……学习的目标，早就在“刷分”中迷失了。

虽然对绩点的追求迷失了学习的目标，但真要改变需要慎重。王世强说，因为涉及奖学金评定、保研资格评定、出国申请等各种利益。某种意义上，学生们对绩点是有刚需的。如果只是草率地去绩点，可能会引发学生的不满。

王世强介绍说，北大生科院对学业评价的改革是从评奖学金开始的。他与主管学工的老师合作，决定避免按绩点排队，而是采用答辩的形式，把科研实践、社会公益、社团组织、双创活动都纳入考量因素，最终结果由教授投票决定。他说，答辩不光看成绩，还看做事的动机、想法、态度和效果。

在保研方面，其实导师们主要看的是学生的综合科研素质，包括科学兴趣、研究能力、抗挫能力、合作意识以及英文水平等，并不会过度重视成绩。王世强说，“只要学生对科研感兴趣、想读研究生，而且有导师录取意向，我们优先保证保送名额。”

在提出这些措施之后，院里组织了3次问卷调研，摸清同学们对取消绩点的顾虑。在对同学们做了相关说明后，他们获得的支持度达到了88%。

图源：王世强等发表论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高等教育学业评价改革探索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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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从2020级学生开始的。他们的专业课分成了A（85分或以上）、B（75至85分）、C（65至75分）、D（60至65分）、F（不及格）五个等级。成绩的综合评价用优秀率（A%，成绩为A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和优良率（AB%，成绩为A和B的课程所占的比例）替代GPA。

王世强的观点是，一门课程能考到85分以上，就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再花很大的精力达到95分以上。追求越高的分数，需要花的功夫就越大。对于处于学习上游的学生，省下大量卷成绩的时间，听听人工智能的课、听听人文大师的讲座、参加一些科研工作、组织或参与一些公益活动，都更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对申请出国留学的学生，生科院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份证明，向国外高校说明北大生科院不再提供官方绩点。学院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自行换算绩点的方法。王世强举例，如果专业课得了A，他们可以换算为绩点3.9。这个处理方式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

图源：王世强等发表论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高等教育学业评价改革探索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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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教育初心

试点期间，生科院的学生普遍反馈在卷绩点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不再陷在刷分的泥潭里。王世强并没有觉得是自己改变了一切，毕竟去绩点只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教育体系的优化任重道远，远非个人能改变。

但他还是很欣慰，因为北大宣布全校范围去绩点了。

在关于北大去绩点的各种新闻报道中，王世强注意到一条新闻的副标题是“不卷了，吗？”，后面这个问号让他再三思量：如果只是为了反内卷，去绩点的操作是达不到目的的，毕竟大家还要争相武装自己。你用什么评价，就会卷什么。但如果能引导学生卷能力、卷实践，那肯定比卷绩点好。

王世强特别认同2016年教育部提出的“四个回归”理念，即高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他也愿意身体力行。

取消绩点，只是高等教育回归“初心”路上的一小步。王世强说得直白：教育不是简单地根据答卷给出成绩，只鼓励得分高的同学。其实，教育有两大目标：一是培养有素质的公民，二是培养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如何改进教学的思路和方法，让每个学生都在大学学习中提升素质、增长能力，是比取消绩点更根本、更艰巨的命题。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