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理工校长：本科教育要给学生“选择”的权利

 

谈及高等教育，樊建平说自己还是一个“门外汉”。

除去自谦的部分，在过往的经历中，樊建平与高等教育的交集的确不多——作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前半生主要从事的是科研工作，直到2018年担任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筹备办公室主任，年过半百的他才第一次“试水”高等教育。

2024年5月，深理工正式“去筹”，樊建平履新深理工校长。当年9月，深理工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樊建平拥有了一片新的“试验田”。也许正是因为与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没有过多交集，过去的一年里，樊建平“发明”了很多与众不同的“试验田”耕作方式，比如每周只上4天课，比如完全的书院制，比如与产业界深度融合……

如今，樊建平的“收成”如何？这一年的“劳作”又让他有了哪些新思考？

高校需弥补学生综合素质缺陷

《中国科学报》：深理工正式“去筹”已有一年，首批本科生也度过了近一个学年。你觉得经过大一的学习，学生们有了哪些变化？

樊建平：对于人才培养来说，这段时间太短，不足以全面评价其成长情况，但有些变化是可以观察到的。

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当这批学生刚刚入校军训时，很多人的脸上还写满了青涩，特别是不善于和成年人打交道，甚至在与别人交往时会有些害怕。此外，当时学生的体质普遍比较孱弱，在军训时会出现晕倒的情况，这些问题并不应该出现在已年满18岁的青年身上。

如今，经过大一的在校学习，这批学生已经成长为沉稳、阳光的青年。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成熟和沉稳，在与周围人打交道时也少了一份害怕与青涩，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同时，学生们的体质也有了很大变化，精神看起来更加饱满，体魄也更加强健。对于这些变化，我还是很欣慰的。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

樊建平：必须承认，尽管我们已经通过包括高考改革在内的不同形式，强化了对于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但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依然存在。因此，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也许学科成绩优异，但一些基本的综合素质，比如待人接物、观点表达、团结协作乃至身体素质都存在一些缺陷，这是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加以弥补的。

比如，深理工一直在执行一项“4+1”的培养模式，即学生每周4天在学院学习课程，周五到不同的研究院、实验室进行科研实践。大一期间，学生要完成在6个不同领域实验室的轮转。

这一政策是为了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一圈“转”下来，学生们会接触形形色色的科研人员乃至产业人员，了解到各种科研需求和科技进展，这会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对产业、社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进而促进他们的成长。

此外，我们实施的书院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乃至身体素质，这些都是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很难实现的。

本科教育应是“游乐场”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似乎特别重视对于本科生的教育。

樊建平：我有一个观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本科教育。

具体来说，随着这些年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大量高中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目前很多高校的本科生规模数以万计，但同时，相对于研究生教育，高校在本科生身上投入的钱和资源却往往较少，这使得本科生很难走出课堂，走进实验室。目前本科教学的课程又比较“死”，教学模式固化、教材“落伍”现象普遍存在，而对于本应成为学生素质教育重要阵地的宿舍，校方仅仅将其作为学生休息、睡觉的地方，疏于管理，全凭学生“自觉”。

这一切都导致目前的本科教育就像是一大锅“夹生饭”——各方面似乎都有所重视，但每个方面又都重视不够。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人才，在工业化早期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时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在目前国内工业化基本完成，科技产业核心已经转移到发展高端产业、实现自我突破的大背景下，这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堪大用的。

《中国科学报》：你理想中的本科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樊建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别是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不可能“批量生产”的，其教育的前提一定是“个性化”，而“个性化”的前提，则是要给学生“选择”的权利。

依然以“4+1”模式为例，之所以让大一新生利用一学年时间“转”遍各个实验室，就是促使他们通过接触不同研究领域，在短时间内确定感兴趣的科研领域和方向。学生一旦明白自己对哪个领域感兴趣，后续学校便能够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个性化的引导和帮助。

说得再直白一些，我理想中的大学本科教育就像是一个“游乐场”，刚刚进场的学生可以尽情体验其中的每个“游乐设施”，当学生对其中的某个“游乐设施”情有独钟时，我们也就有了对他进行培养的方向。

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特别是课堂教学模式十分注重对学生的知识灌输，恨不得将所有的知识点掰开揉碎，装到学生脑子里。但据我对深理工引进的很多国外优秀教师的观察，他们在课堂授课时，往往只是重点讲解若干知识点，此外便是给学生布置大量的参考书目和实践类课题，引导学生通过大量的科研实践，实现对相关知识的融会贯通。

《中国科学报》：目前，深理工的招生规模只有几百人，你理想中的模式更像是一种“精英教育”。如果后续招生规模扩大，这种模式还能适用吗？

樊建平：深理工的学生规模不会太大，特别是本科生规模，最终不会超过1000人。

至于所谓“精英教育”，我认为即便是在目前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应该存在的。比如，美国大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顶尖私立高校，其学生规模，尤其是本科生规模都不大，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规模甚至不足千人。正是相对较小的招生规模，保证了学校可以给这些精英学生提供足够的教学精力和教育资源。

事实上，国内也有类似的例子，只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高校迅速扩充招生人数，但如果不能配套补充相应的师资及教学资源，就难免会出现“做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的尴尬，最终结果便是教育质量下降。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在保证一定公平性的前提下，允许部分“精英化”教育模式存在，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为“效率型”高校。要知道，深理工的所在地——深圳市之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程度，就是因为国家在保证整体公平的前提下，以“特区”形式保证了深圳的发展“效率”。

“排序”问题不能错

《中国科学报》：深理工将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你是怎样理解“一流”的？

樊建平：对于高校来说，不管什么类型的高校，其定义“一流”的核心标准都一定是一流的人才培养。

我希望深理工未来能培养出三类人。首先是创新型人才，即未来能成为优秀的科研人员乃至科学家，并能实际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人才。在我的设想中，这样的学生要占到毕业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对于这些人，我希望他们能在深理工找到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兴趣点，并为其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后，他们可以到世界上最优秀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继续深造，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将我们的教育理念带出去，不管是影响其后续的深造机构，还是在自己“成名成家”后，通过自身行动加以践行，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其次是工程型人才，也就是能够到工程一线破解技术难题的人才。

最后则是创业型人才，但我并不希望这类人才占比过大。在我看来，毕业生中能有5%~10%的学生选择创业便足够了。

《中国科学报》：你一直没有谈到科研问题，是不是觉得科研并不是深理工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

樊建平：不能这样说。科研当然很重要，但对于高校来说，科研并不能放在第一位。

据我观察，目前有些国内高校在“排序”问题上的做法有待商榷。比如，新领导上任后，首先便是将“科研”作为发力点，甚至将学校的科研特色等同于学校特色；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引进学术“大咖”“帽子”人才；第三顺位才是学生，但即便是关注学生，也更多地关注硕博士研究生的教育；第四顺位则是产业化和成果转化。

在我看来，这个顺序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前面所说，高校最核心的“产品”永远都是学生，所以学生必须排在第一；此后才是老师，其作用是陪伴学生成长；科研只能排在第三位。

这样的“排序”看似意义不大，实则非常重要。尤其是当高校内部资源不足时，是优先满足教学还是侧重科研？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高校领导者是怎样排序的。在有些高校，学生本科四年几乎见不到校领导一面，甚至校领导忙于自己的科研课题而无暇管理……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高校管理者没有做好这道“排序题”。

总之，我希望通过深理工的实践，能够培养出一批有能力、高情商、自信且阳光的高层次科研人才。能做到这点，深理工就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