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老人配了助听器而不戴？

关注听力健康，聆听生命韵律

 

“您怎么不配助听器？”

“助听器有用吗？”

这是已年过80岁的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倪道凤与同院其他科室一位听力受损的老同事之间的对话。

“即便是医生群体，对助听器使用都存在这么大的误区，更何况普通的患者？”前不久，在一场由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联影微电子联合主办的“益耳行动-听健大脑”听力与脑健康产学研医创新沙龙上，倪道凤表示，千万不要把年老与耳聋、耳背画等号。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人口数据显示，2024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突破3亿，占全国人口1/5以上。有报告指出，65岁以上老年人约1/3存在中度以上听力损失，而该比例在75岁以上老年人中上升至1/2。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老年性耳聋是全国听力残疾致残的首要因素，占比为51.61%。

早在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将耳与听力健康工作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立足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如何做好老年性耳聋的预防与诊治，不仅影响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祉,也是一项公共卫生问题。

发病：渐进式且易被忽视

 “老年人耳聋的防治、干预到了非常迫切的程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首席专家龚树生表示，随着全球老龄化，衰老相关听力丧失（ARHL）对患者健康的影响进一步突出。85岁老年人耳聋的患病率高达51.8%，听力下降加重，老年人认知障碍风险也随之增加。

相比儿童先天性听损或药物性听损带来的无声世界，老年群体听力损失表现为“能听见、总打岔”，且因其发展的渐进性，极易被忽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玉和告诉《医学科学报》，老年人听损虽不如儿童听损带来的“十聋九哑”，但是若长期不加以干涉，可诱发失眠、焦虑、抑郁等问题，严重者会造成脑神经功能退化，如阿尔茨海默病等。

并且，很多老年听损患者常常伴有多种慢性病。刘玉和认为，相比老年性耳聋的防控与康复，其实更应该重点关注慢性病防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预防慢性疾病导致的老年性听力障碍。

据龚树生介绍，从病因学角度，ARHL的致病因素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外在因素包括噪声暴露、耳聋性药物、病毒感染等；内在因素包括线粒体功能不足、耳蜗细胞凋亡增加、氧化应激即自由基增加、耳蜗微循环障碍等。

当前，业内专家有关ARHL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共病机制有4种假说：认知负荷假说、信息退化假说、感觉剥夺假说、共因假说。

认知负荷假说认为，听力损失会导致听觉信号质量下降，听觉感知过程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听力损失个体的认知资源从其他认知过程中转移到听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认知储备枯竭。

信息退化假说认为，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是补偿受损的听觉输入的结果，由于更多的认知资源被用于听觉知觉的代偿，导致知觉障碍“向上”级联，最终损伤更高级别的认知处理过程，认知能力下降可能是由于每天努力倾听而产生疲惫的表现。不过，这种明显的下降是暂时的、可逆的。

感觉剥夺假说认为，听觉知觉下降会导致永久性认知功能减退，即对于言语知觉的补偿可能导致神经可塑性的改变，进而引起总体认知功能减退。

共因假说认为，听力损失与认知障碍同时发生，是神经病理学导致的结果，是大脑老化过程中常见的神经退行性过程的结果，两者并不互为因果关系。

“不论是哪种共病机制，都提醒我们要及时关注老年人听损问题。”龚树生表示。

困局：助听器配而不戴

目前，临床针对于ARHL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评估方法主要有简易精神状态量表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功能性核磁成像、PET等。

“对于大多数听障老年人，助听器是最有价值、最有帮助的工具，理应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小伙伴’。这就好比视力下降，人们选择戴眼镜一样。但在现实生活中，助听器的推广使用远远不及近视眼镜。”龚树生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除了助听器，植入人工耳蜗、药物治疗等方式也是ARHL患者干预的重要措施。

不过，老年群体听力损失干预率并不高。

“有的人压根不知道助听器，也不相信助听器可以帮助自己，甚至认为自己不需要听力康复。加之有的不良商家夸大宣传，以低廉的价格吸引老年人购买，结果效果极差，致使老年人形成‘助听器是骗人的’这样的观念。”刘玉和认为，健康意识匮乏制约着老年群体助听器的使用率。

一项根据中国四省听力残疾人口调查（2016）得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实际配戴并从助听器中获益的比例仅为6.5%。其中90%的听损老人虽知道自己听力减退，但也不主动检查听力，更不配助听器。

“为什么许多老人配了助听器而不戴？”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研究所研究员郗昕。他通过调研发现，其主要原因有助听器市场鱼龙混杂、有资质的助听器验配师缺乏、公众对助听器的认知偏差。

“内耳中的感音细胞排列非常有规则，就像一架精密构造的钢琴。绝大多数老年性听力减退，都是由于内耳中的感音细胞随着衰老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损失。配戴助听器就相当于在残缺了一些琴键的钢琴上弹曲子，要弹奏已缺损了的琴键只好靠旁边的琴键帮忙；琴键坏得越多，越不能指望有很好的效果。”郗昕表示，患者对助听器要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值，不能指望戴上助听器就能使听力回到完全正常水平。

另外，患者“嫌麻烦”，戴得不到位，对助听器不进行日常保养，也导致助听器使用效果大打折扣。

“电子产品都应该被保存在通风、阴凉、干燥处。而助听器要放置在耳后或耳道内，皮肤蒸发的潮气、体温、汗水使它既不通风，也不阴凉，更不干燥，再加上耳垢、电池更换不及时等因素的影响，助听器显得比较‘娇气’，需要日常好好打理。”郗昕说。

治疗：协同推进须坚持“三早”

那么，如何更好地关注老年群体的听力损伤呢？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2024—2027年）的通知》，以预防和减缓老年听力损失的发生，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健康获得感，促进健康老龄化。

具体而言，刘玉和建议，应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原则，政府、社会、公益机构协同推进，拓展老年群体听力防治范围，尤其是对60岁以上人群实施听力监测，特别要重点扶持“一老一小”和农村偏远地区。积极探索建立以社区或村庄为听力单元的听力网络和数据库，将听力保健服务与我国初级卫生保健有效衔接，充分结合我国国情与听障老年人需求，制定国人听力损失干预方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马芙蓉向《医学科学报》表示，门诊中很多患者尤其是来自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往往不会因为听力下降而就诊，耳鸣、耳堵闷等通常是他们前来耳鼻喉科就诊的原因。

“这就需要推动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和医院的联动。各级政府应在政策、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马芙蓉认为，在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建立测听的设施，为每户老人建立健康听力档案，并让他们定期到医院随访，由耳鼻喉科医生给予专业健康指导。

同时，让AI为干预老年人听力损失赋能增效，优化对老年听障群体的服务效能与质量，进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比如，开发简单易操作的听损自查软件，使流动听力车、听力房深入社区，开发基于危险因素的老年听力损失风险预警工具，增加线上购买质量可靠、价格亲民助听器的渠道等。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强听力健康相关学科建设与基层人员技术培训，弥补专业人才缺口，从数量和质量上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听障群体的服务需求。规范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建立老年群体助听器验配后语言康复的相关指南，提升老年人群对助听器的满意度。”刘玉和表示。

当然，助听器生产企业应该在设计上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老年人群使用习惯。助听器验配师应对患者进行科学指导，尤其是验配后的指导，坚持随访。同时，在质量投诉方面，助听器生产企业应建立客户档案，定期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及时回应患者的投诉，并且不断改进服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郗昕主持的我国首个助听器验配推荐性国家标准——《声学助听器验配管理》即将于4月1日实施。上述国家标准不仅简要介绍了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描述了开展验配的前提条件、验配流程和质量管理等核心内容，并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性附录。此外，还在人员教育培训、场地、设备、职业道德层面作了详细规定。

郗昕表示，该标准虽仅为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但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听力健康正式迈入标准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在影响老年人认知能力障碍的所有因素中，听力障碍占比最大，但却是可干预的因素。”龚树生呼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让每位老年人都拥有聆听的能力，幸福度过晚年生活。

呼吁：做自己听力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事实上，不仅仅是老年群体，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听力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如果我们在全生命周期内采取积极听力保健措施，可以预防大部分致病因素导致的听力损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闫燕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超过10亿年轻人面临可避免的听力损失风险，约2亿人患有可预防或可治疗的慢性耳部感染。

“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50年，全球将有近2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有7亿人需要康复服务。而每年因未解决听力损失造成的费用将高达1亿美元，并且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十年还将继续上升。”闫燕说，通过疫苗接种、先进筛查手段等措施，能有效地干预听力损失进展。

并且，对耳部和听力保健的投资已被证实具有成本效益。研究显示，每人每年投资1.33美元，10年后可使全球耳科和听力保健服务覆盖90%的人口，获益人数可达14亿。

为了给全球耳部和听力保健注入活力，WHO 2030年听力保健覆盖率增长目标设定了三个20%，即新生儿听力筛查服务的有效覆盖率相对增加20%、使用听力技术的听力受损成年人的有效覆盖率相对增加20%、5~9岁学龄儿童慢性耳病和未解决的听力损失发生率相对降低20%。

“千万不要以为听力损失是年龄增长的必然。我们一定要改变心态，让听力与健康并行。”闫燕说。

据预测，2024年全球听力损失疾病治疗市场规模为139.5亿美元，预计2024—2029年该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达4.7%。

结合《世界听力报告》，闫燕从三方面发出呼吁：第一，政府层面，应从人力和财政角度给予听力筛查和干预政策的支持，将听力保健纳入全民医保，加大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第二，企业层面，要开发成本低、兼容性好的设备，推动听力数据、听力筛查、助听技术等开源共享；第三，公众层面，通过社区宣教，消除听力损失污名化，倡导健康用耳，做自己听力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未来：医工交叉实现脑与聆听健康共管

当前，人工智能与医疗领域的融合是大势所趋。那么，AI如何在听力健康领域发展也成为此次沙龙关注的焦点。

联影微电子助听器事业部总裁王法展示了人工智能算法在听觉科学中的突破性应用。他表示，通过实时精准降噪、智能语音增强等边缘测神经网络技术，可显著提升助听器在复杂环境下的使用体验。

“我们用了4年时间，自主研发了异构六核芯片和边缘侧神经网络算法，发布了国内首款专为国人语言习惯优化的助听器产品。DeepSeek这样的开源大模型让我们拥有低成本接入世界一流大模型的可能性。如何让其最终应用于助听器服务领域，让用户真正受益，正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重点工作。”王法说。

当然，任何算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郗昕表示，数字化解决了响度重振患者舒适度的问题，智能化解决了从噪声中提取言语的能力。

“从外周一直到中枢听觉，我们期望通过医工结合的交叉分析方法或者诊断方法，为听障患者提供更个性化、客观的基于脑功能的评价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研究员王硕表示。

而要做到脑与聆听健康共管，需要集结听力学、心理学、脑科学、神经影像学等跨学科力量进行交叉的研究。“当然这背后需要产学研医资源联动进行创新，创新不是单打独斗，是形成创新的生态，协同发力。”联影高级副总裁俞晔珩表示，听力和大脑之间不是两个独立的“孤岛”，它们紧密相连，因此要把握听觉与脑认知剥夺的黄金康复期。

“最终，期待借助科技的突破，我们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更优质的听力服务，提升他们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中日友好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