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副教授，“不卷不躺”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

“我在西浦有块地。”这是陈正的口头禅。

西浦，是他任教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简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谈到这块校园内的地，他是带着自豪的，或许还有些许傲娇。是的，国内大概没有几个环境学研究者在办公楼旁边有自己的小田地。

这位西浦副教授是研究土壤的。那块地其实是他们的户外教学与科研基地，就在学校新兴科学楼的旁边，紧挨着一条流经学校西侧的无名河流。那里本来的规划是绿化用地，陈正特意申请用来做试验。在这块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小小田地，有野蛮生长的杂草和灌木丛，也有多个分隔式的小小稻田和迷你池塘，到了夏天会收获各种瓜果。据说这里时有黄鼠狼和刺猬出没，他的一个同事在那里架了一台照相机，日夜不休地对着灌木丛，准备捕捉黄鼠狼的身影。

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岁月静好。他的科研和教学状态让不少人艳羡，毕竟很多人在各种“卷”中寻求捷径，去混圈子，去拿“帽子”，去找大佬做靠山。就在今年年初，《中国科学报》以《一位大学副教授的年终总结：不想被卷，不想躺平》为题对陈正作了报道。报道发出后，有朋友还专门找到他想加他微信，并感慨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去做科研”。

只有足够自信的人，才能做到不被卷也不躺平。那么，这样的副教授是怎样“炼成”的，他又要寻求什么职业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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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来源

陈正身上的一个标签是北大毕业生。

陈正生于1981年，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都是江西赣州一家国有食堂的厨师。父亲曾经告诉他，当年就是因为吃不饱饭，自己才选择做厨子，因为厨子能吃饱饭，“你要是上不了大学，就跟着父母做厨子就好了”。

1998年，17岁的陈正考上了北大。这个结果毫无疑问让父母大喜过望，也正是这种远超父母预期的结果给他带来了自信。

他说，北大给予他的是一种自由。他不会再纠结于某些排名，也不会因为某些外部评价去做无谓的改变。直到今天，对于一些所谓大咖也不会有仰视的态度，“哈佛教授来了也是一样的，该怎么聊就怎么聊”。

他也从自己养娃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天性更重要。教育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考上北大只是让自己不会再觉得比别人差。高考并不能筛选出有雄心、有想法的人，只是检验了学习能力而已。

陈正对排名一直抱有警惕心理。就在他从事的土壤研究领域，做得最好的课题组不在哈佛，也不在牛津，而是一所名气不甚大的学校。

至于为何大学选择了化学，这跟父母的职业有关。“中学的时候喜欢玩各种化学实验，好像随便学学就会了。做厨师的话不也就是把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换着花样发生美拉德反应嘛。”美拉德反应是“负责”美食颜色和口味的，陈正对这样的名词信手拈来。

他到了大学才觉得化学太单调。他不想成天待在充满各种气味的化学实验室里，想要到野外去，想去环境优美的地方，于是就去读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硕士。没想到的是，研究土壤中的砷还是要去重污染的场地。

硕士毕业之际，他读博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不过他的硕导、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给他介绍了一个去日本北海道大学读农业化学博士的机会。冲着北海道的风景，他选择继续自己的学术之路。

在日本，博导信农虽然有一些严厉，但实验室不用打卡，课题压力也不太大，“一个博士生一个项目，你跟着项目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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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的“弯路”

博士毕业后，他在上海做了半年博士后，然后退站回到了北京，去《科学新闻》杂志做了4个月记者。

之所以选择做记者，一方面是因为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觉得有点闷，他想去玩一玩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大学的时候在一家公关公司做过类似于记者的工作。更早的时候，他给两家媒体撰写过几篇科普文章，很快就发表了。

跟媒体的接触，让他有了做记者的底气。于是，他给《科学新闻》杂志和另外一家科普杂志投去了简历。

记者这份工作有很多新奇之处。面对受访者，陈正刚开始不敢去问，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到后来，他会拿着名片到处搭讪。既能和科学家对话，也可以跟公众沟通，这份工作满足了他很多好奇心。

做科研追求的是创新点，而新闻则追求独家的新闻点。这也让他一开始觉得很合拍。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记者的工作强度。新闻媒体特别强调deadline（截止日期），需要大量的采访，一个稿子完成就会立即开展下一个题目，“写得太多了”。身为经过专业训练的博士，他更喜欢潜下心来，把一个题目调研清楚再开始动笔，完成初稿后更是精雕细琢，但新闻时效性不允许他这么琢磨。

他的写作风格也要改变。他更喜欢写活泼一点的题目，而新闻媒体的选题大都比较严肃。他说，更喜欢写一些能牵动读者心情的东西，“你要引出他的一种情绪，不管是破口大骂还是开口大笑”。

作为一个科学记者，随着采访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他的新闻热情消退了，对科研的激情却开始回归了。

谈及这点，他印象深刻的是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关亚风的采访。他是在机场拦下关亚风做的采访，后者对科研的激情深深感染了陈正。

关亚风曾研制出小型特种气相色谱仪，开发加压溶剂萃取技术，打破了多项国外类似产品和技术的垄断。这也正是陈正熟悉的化学领域。

不过陈正觉得，关亚风所代表的上一辈科学家是为了追赶国际前沿，到了自己这一代有新的使命——就像人工智能与碳中和领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也让他有了使命感。

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离开科研界太久了，长时间没有接触实验，再回去就难了。

衡量再三，他觉得还是回去做科研。那样将来还可以脚踏两只船，做科研的同时可以去做一些科普工作，而做科普的同时去做科研则是不现实的。

他也实现了当初的设想。2024年，他和包括朱永官在内的几位业内人士合作出版了科普著作《鲜活的土壤》。

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尝试之后作出的。试过错，方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陈正说，在化学系他不算是出色的，但他发现，“在环境领域，我的化学是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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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浦“开荒”

陈正跟西浦有着一种天然的缘分和合拍。在西浦，学校提倡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要去追求排名。

去西浦之前，陈正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土壤环境系做了5年的助理研究员，就在硕导朱永官的课题组。

在这个大的课题组有利有弊。他免去了申请项目的烦恼，但也失去了完全独立的机会。

好在朱永官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他想要开拓土壤生物电化学的研究方向，那是一个可以提供更快实验反馈的生态学领域。但因为缺少帮手，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干，所以进展非常慢。就这样，他在“不停地挖坑、不停地踩坑、不停地填坑”中度过了5年。后来他发现，当年他沉迷的土壤生物电化学总是找不到太好的应用前景，“电流太小了”。

当时土壤生物电化学方向太超前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做”，因此很难找到博士后职位。陈正终于想明白，是时候去独立做PI了。

当时的西浦是一张白纸，他所在的健康与环境科学系（最初是环境科学系，后与公共卫生系合并）更是在2011年才开始招生。陈正入职的时候，他们现在的新兴科学楼尚未开始建设。

于是，陈正就成为了该系的拓荒者之一。他说，“刚开始，我们除了排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科研上啥都没有——没有传统高校里的大佬、平台、团队，甚至口碑，但也没有繁多的条条框框。”

学校特殊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实验室是学校基建组和教师共同设计的，仪器也是学校和地方支持的，这为陈正省去了大量的经费花销。要知道，在很多高校，引进人才的配套资金看似不少，但远不能满足实验室建设需求，加上房租、水电和仪器维护的费用，就更是捉襟见肘。

这也是陈正很少为申请项目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他这些年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就有3个。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浦的科研导向并非单纯地“卷”科研产出，而是更加偏向教学——以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事教学。因此，西浦的同事们并没有一味争着发文章和拿“帽子”，而是更多地去讨论科学问题和科学方法。

同事们年纪都不大，但做的方向五花八门。一次同事聚会时，大家谈到，如果有一天财务自由了会去做什么——结果发现，很多同事选择继续留在西浦。

西浦延续了很多西方高校的传统，没有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SCI论文，只是要求他们的博士论文“有两到三个章节的工作能发表，但不一定发表”。

不过，拓荒也就意味着要蹚路。比如，从教案到实验室规章，他花了很多心血在文案工作上。还有课业考试。布置考试的时候，他才发现工作量巨大，弄得自己特别累。

陈正说，“当时要是有DeepSeek或ChatGPT就好了。”

他所教的仪器分析课，最初的教法是一台一台仪器去讲，到后来他就要求每个学生自己挑一种仪器掌握其使用方法和发展历史即可。

至于带学生，他发现，有的学生即使想法不多，但能把每个任务都做得很好；有的人野心特别大，却一事无成，对这样的学生就需要进行一些约束。他很满意最初的两个博士生，“他们既有自己的想法，规定动作也做得挺好的”。

他会告诉那些三年制的博士生，“第一年照葫芦画瓢按照导师要求做就行了，等知道了研究流程是什么样，第二年就需要自己去找课题，到第三年就要思考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新兴科学楼的地下室，陈正还有一个实验空间。他的生物圈模型实验正在一排排挂满各种线路的试管中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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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梦”

为什么要研究土壤？陈正思考的是碳中和的问题。

他认为，最理想的碳中和途径，就是让碳回到土壤中去。“最好的土是黑土，有机质含量高，肥力也足”——若能把中国的土都变成黑土，既能解决碳中和的问题，也能保障粮食安全。他痴迷于用成本更小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设想。

今年2月，听说苏州古城的秦代考古有了新发现，他特别感兴趣，想要去找考古人士聊一聊，看看从秦代文物中能不能得到古代土壤的信息。

身为农工党党员，让他有了更大的设想。

他们所在的支部隶属于农工党苏州工业园区基层委。领导让大家去写提案，他就在琢磨苏州的未来发展。

对于苏州而言，现在天也蓝了，树也绿了，PM2.5、PM10也少了很多，但他想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他设想，走在上班的路上，一只松鼠从你身旁掠过。显然，那会是一种惊喜，人们会跟同事、家人和朋友分享这份喜悦。

进一步延伸，他想把松鼠称作祥瑞种。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城市里出现了松鼠，就像天鹅来到太湖一样，它就是祥瑞。当一只只胆小可爱的松鼠出现在城市里，足见这座城市的静谧且生态丰富。

祥瑞比论文更重要，他打算去“售卖”这个概念。松鼠，在他的生态学词典里就是一个旗舰种，那是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这样的物种能够吸引公众关注，并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其实他最初想得更简单。比如以青蛙作为祥瑞种，那样的话在学校后面挖个池塘就可以实现。但有人觉得青蛙太吵，隐没在水里和草丛中的青蛙也不是人们常常能看到的，人们经常看到的反倒是癞蛤蟆。

把松鼠当作祥瑞种，就要给它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比如它会吃坚果和虫子，人们就不能在园区打农药。在这个食物链条上，还可以在市区招蜂引蝶，这就需要园艺调整树种，因为大多数城市只引进了容易栽种且不飘絮的单一树种。

他的另一个长远设想是关于学术出版的。

他一直忿忿不平的是，人们在论文投稿上花了太多的资金和时间，而期刊出版社已经是弊大于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人为了文章发表，越来越背离研究交流的初衷，越来越功利化。

他希望能建立一个科学家真正的交流平台，把社交媒体的便捷性、研究发布的严肃性、学术评价的公开性体现出来，甚至让作者在发表研究成果之后得到一些物质激励。

在他的设想里，应该是预印本结合同行评议的模式。未来的科学交流可能不需要期刊，只需要一个公共的论文分享平台，未来的科学评估也不再完全依赖编辑的口味和审稿人的意见，甚至可以像豆瓣评分一样进行公开打分。

他打算不停歇地到处“鼓吹”这些思想，他希望有更多人能认可并推动这件事，万一能实现呢？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