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请听《陈立泉：凡事要争先》。
“陈立泉：我们能够把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做出来，这就是我自己满足的了。当时我们没电，现在有电了。那时候没车，现在我们到处都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都有了。”
【人物名片】
陈立泉，1940年3月出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作出奠基性贡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等多项荣誉。
年过三旬的一次抉择
改变了个人也改变了国家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36岁的陈立泉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
陈立泉：扣式电池实际上不是一般扣式电池。对比一下，将来的固态电池就这么小，那么铅酸电池就这么大，这么一下给我印象就更深了。
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陈立泉：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这让陈立泉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陈立泉：没有电灯，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放里面，就是一盏煤油灯。我的第一次用电是在初中考高中的时候，考试晚上就用上电了，才知道这个电灯挺好。
电池能生电，而电代表光明，小小的他便把这个念想刻在了心坎里。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
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泉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泉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泉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可那时国内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件，更别说汽车了。
陈立泉：这完全是新的，完全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记者：没有那种从零开始的压力吗？
陈立泉：没有考虑那么多。你搞科学的，主要搞新的东西。
立下的军令状如期兑现
中国锂电池实现从无到有
陈立泉就是要争这个先！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泉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
陈立泉：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那些房子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我也在那个鸡窝里头租了一间房，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那个水沿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陈立泉：专家组检查，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正当陈立泉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陈立泉：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泉立马另起炉灶，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是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泉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陈立泉：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把锂放在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熔了，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扑的量比较小，而且我们稍稍离得比较远。如果落到皮肤上肯定要烧坏。当时科研条件还是比较差，但是我们为了追赶国外。日本人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一直在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996年，陈立泉团队研制出的中国第一块液态锂电池
推动锂电池技术产业化
中国锂电池从跟跑到领跑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泉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陈立泉：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弄那个钢绳去卷（着设备），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后面三个人可能都要砸伤。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泉还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
学生李泓回忆说：我发现纳米材料具有很好的潜在特性，理论容量最高的负极材料就是硅，但很难找到纳米硅这样的材料。陈老师知道后立即联系了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我们拿到了激光烧蚀的纳米硅。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测下来发现纳米硅确实比微米硅的循环性好很多。从那个实验以后开始，我们整个团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纳米硅负极材料。
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据测算，仅一项纳米硅负极材料的经济效益如今就高达110亿元。
陈立泉：做火龙果结构的这个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攻克世界级技术难题
致力于“电动中国”梦想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别人有了的，我们如何做得更好？”来之不易的位置如何不被超越，成为陈立泉研究的主课题。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他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
陈立泉：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第一位，液态电池它产生高温，那个毒性相当强，安全性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提出来希望要做固态电池，还回到固态电池这条路上。
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泉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陈立泉：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隙，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把界面的问题解决了。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泉团队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泉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陈立泉：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我们申请的专利，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去把国外的挡住就完了，收多少钱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耄耋之年，陈立泉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2030年新增车辆全为新能源，2050年全部运行车辆电动化。
陈立泉：将来要弄电动船舶，要想办法将万吨船舶都要用电池，我希望用钠电池。因为海水就是钠，我就把海水拿来做成一个钠的资源作为动力就完了。还有脑机接口也要电池，如果说将来用人的血作为一个钠源，电池就放在心脏旁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泉深耕的足迹。学生李泓评价老师是“固态离子学的奠基者，中国锂电池的开拓者，新一代电池技术的引领者”。每每听到此处，他总是摆摆手说，我不过是比别人出的主意早点罢了。如今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固态锂电池继续领跑世界。
陈立泉：我们一定要保持世界第一，这就需要研究新的东西，要不然明年人家出来新的东西，你就跟着去追，那就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基础研究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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