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如楠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9/13 10: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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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归国入职西湖大学:只教学、不科研

 

日前,美国贝勒医学院解剖教学中心主任张晓明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在张晓明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拿过19个教学奖。该奖项由学生投票选出,他几乎每年都会蝉联。

与大多数全职回国的研究型教授不同,张晓明专注于医学教育。他也是西湖大学医学院从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学系列教授。这意味着,张晓明只需要负责一线教学和教学规划建设,无需接受科研指标的考核。

从“科研教学两手抓”的“青椒”到专注于教学的教授,张晓明认为,依靠教师个人很难维持科研与教学的平衡,这需要高校通过机制和晋升体系来保障。

他提出,要考虑到年轻人生活压力大、需要养家糊口的事实。年轻人在意怎么能在晋升阶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顺一些。作为领导层或过来人,应该更多地帮助他们规划事业发展,帮助他们弄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擅长之处,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张晓明的专访。

张晓明受访者供图(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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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教学,不教学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报》:你在国外已经工作生活了36年,为什么选择回国?

张晓明:

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不论事业还是生活上,都没有后顾之忧了。听说西湖大学要创办医学院的消息后,我觉得这是我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机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为国内医学教育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另外,从生活上来讲,回到曾经熟悉的生活中感到非常亲切,能与家人朋友团聚也很令人兴奋。

《中国科学报》: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算起,病理和解剖几乎贯穿了你的整个工作、教学生涯,最初为什么选择从事病理和解剖工作?

张晓明:

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医院,我选择了病理科,是全班唯一一个去病理科的人。

病理科医生可以说是“医生的医生”,负责最终的病理诊断。当时我很年轻,没有太多出于情怀的考虑。

后来发现形态学的东西很适合我。比起抽象思维,我更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病理科需要对图像的记忆和分析,我做起来就非常顺。

张晓明

  ?


《中国科学报》:你主要负责西湖大学医学院教学方面的规划和建设,未来有哪些计划?

张晓明:

我的思路是根据西湖大学的特点——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在这里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有特色的医学教育系统。

我们正在做详细的培养计划。希望学生在学医的同时学习科研方法和思维,成为不仅仅能给人看病,还能够在看病过程中发现问题、据此展开基础科研、最终在诊断治疗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医学人才,同时兼具国际视野。

《中国科学报》:那你还会承担一线教学任务吗?

张晓明:

当然,一点都不会少。我热爱教学,不教学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报》:你已经从事解剖教学22年了,教学内容早已信手拈来,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热情?

张晓明:

当我们深入做一件事情很多年后,才能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这就会产生敬畏心理。

另外,我希望把最前沿的医学教育理念和人文教育理念带到国内,带给医学生们。

张晓明在课堂上教学

  ?

“重科研、轻教学”风气下,教师该如何平衡?

《中国科学报》:你是西湖大学医学院从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学系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对你的考核与评价都围绕教学展开,不涉及科研的部分?

张晓明:

应该是这样的。在国外,每一个系列的教师都有其系列的手册,注明该系列教师的考核与评价标准、升级条件等。西湖大学也有这样一个系统。

《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无法做到科研与教学分开,而是要求科研、教学两手抓,部分教师甚至还要承担教学管理工作。因此有不少教师觉得分身乏术,抱怨教学等任务挤占了科研时间。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

张晓明:

我博士毕业、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工作了14年,最初任解剖助理教授。当时要兼顾科研与教学,基础科研工作占比80%~90%,教学占比大概10%~20%。

我作为年轻PI,有很多事情要做:建立实验室、尽快启动科研工作等。系主任和医学院对我都比较照顾,减少了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让我能够专注于科研工作。他们对于其他新入职的年轻PI也是这样。

等到我的科研工作比较稳定后,才增加了相应的教学任务。后来,我的重心逐渐转变,科研工作越来越少,承担的教学任务就越来越多了。至于一些学生事务,有专门的行政老师和领导负责。

如果要求青年教师科研教学两手抓,再承担教学管理工作,单靠教师个人很难维持平衡,这需要通过高校运行机制和晋升体系来保障。

《中国科学报》:在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的考核评价中,科研成果所占比重大于教学成果,教学得到的报酬低于科研报酬,整体上会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美国高校也是如此吗?对此你怎么看?

张晓明:

美国高校也是这样。

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科研可以带来资金收入,给学校带来经济利益,毕竟经济是基础;二是可以给学校带来声誉,科研成果和突破往往能快速提升学校的名气。

而教学给学校增加的经济收入是很有限的,学生的学费对于学校发展来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教学虽然也可以通过学生的口口相传来提高声誉,但仍比不上科研。

《中国科学报》: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教师争相追逐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能力提升的后果?

张晓明:

我认为不会。

的确,高校对于科研做得好、善于申请基金的人总会特殊照顾。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必担心未来没有人从事教学工作。据我观察,仍然有人对教学怀有热情,愿意从事教学工作。

《中国科学报》:确实不乏一些教师能够明确选择科研或者教学道路,但对于一些处在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教师而言,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划。这时他就会受到大坏境的影响,去追求更多的论文、更高的影响因子,申请更多的基金。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张晓明:

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深知在职业生涯早期,是比较迷茫的。发论文、申基金、带学生、完成教学任务……面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哪个才是重点、哪个是自己真正擅长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

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挽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把每一项都干好。在干的过程中,慢慢地就会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能干什么了。要是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都没有。

《中国科学报》:从高校管理层面来说,是否也应该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职业道路的环境?

张晓明:

没错。

我们鼓励年轻人充满情怀,情怀其实就是一种热情。但也要考虑到他们生活压力大、需要养家糊口,他们在意怎么能在晋升阶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顺一些。

作为领导层或过来人,应该更多地帮助年轻人规划事业发展,帮助他们弄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擅长之处,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这是实实在在的。

张晓明(左三)和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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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美国医生只看病,不用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目前国内的医学教育还存在哪些不足?

张晓明:

目前国内医学院培养医学生着重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在人文关怀和职业素质培养方面还需要加强。

在人文关怀方面,患者和医生的关系非常特殊。起码的信任和尊重是必须的,且是双向的。患者在这个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医生是为患者服务的,应秉承尊重、谦逊的态度和奉献精神,而非高高在上。

尊重是相互的。想让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医生行医时,要么穿正装打领带、要么是手术服,这是从衣着上对患者的尊重。尊重也会赢得信任。

另外,医生如何与患者沟通很重要,是有程式的。医生要和患者的视线水平,看着患者的眼睛,依照讲话的程式、语言技巧温暖又专业地进行表达。

《中国科学报》:美国精英式医生的培养模式是怎样的?对我国的医学教育有哪些启示?

张晓明:

全美国的医学院每年共录取约700名具备临床和科研双学位的毕业生,占录取医学生总数的3%。这些学生除了要完成4年临床医学课程外,还需要完成一个4~5年制的科研博士学位,总学习时限为8~10年,毕业后取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MD/PhD)。

这些学生的确学到了行医和做科研的双料本领,被称为医师科学家。他们大多数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双份工作,也有少数会放弃科研。

因此,我认为既能在临床行医又能做科研的精英式医生不需要太多,应该交由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来培养。

科研需要热情(Passion)、能力(Talent)、机遇(Opportunity)和支持(Support),所有的科学发现和创新都离不开这些因素。不做科研就不能进大医院、想升职加薪就必须有科研成果,这样“被动式科研”的医学教育和医生培养体系需要改变。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热衷于开设、合并医学院,很大原因在于医学院能够快速带动学校学术指标,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率等,进而提升学校的排名和影响力。从医学教育角度来说,我们是否需要培养那么多会做科研的医生?

张晓明:

我们并不需要每一个医学院毕业生都会做科研。

美国“4+4”模式培养出的医生中,95%以上只是看病,不用做科研。如果学生真的对科研有兴趣,或者有些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产生了研究某一发病机制的兴趣,他们也不必再拿科研学位,可以通过规培、自学、参与等方式融入科研中。同时,医院也会为他们提供优良的科研条件,给予经费和人员支持。这种科研动机是主动的,与升职加薪无关,这样才能够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

《中国科学报》:相应的,我们也不应该拿学术指标来考核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

张晓明:

对。

《中国科学报》:从事医学教育这么多年,你本人对于生命有何独特的认知?

张晓明:

我觉得生命是有限的。人死之后肉体完全消失,到时是把遗体烧了还是捐献了都不重要。死了之后终归是烟消云散,能留下来的只有精神。

死亡是非常正常的,我不惧怕死亡。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活得愉快,多做一点事,努力地工作,争取留下一点精神。到我死后别人还能讲起来、用得着,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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