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先生格外重视青年人才培养。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年轻人是国家和事业的希望，年轻人应当超过他们这一代。这表现出他对年轻人的热切期望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心。对我而言，他先后三次坚持送我出国学习，给我的成长带来了很大帮助。

改革开放后不久，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九所所长的周先生就计划送年轻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拓宽研究视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是当时周先生选定的出国做访问学者的六人之一。我们参加了出国人员英语考试，做好出国准备。但由于我所在单位是涉密单位，当时上级认为不宜派科研人员出国，所以我第一次出国访学计划就此夭折。

但周先生并没有放弃这件事。1980年，周先生去欧洲、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他一边讲学一边又继续帮我联系出国的事情。

在美国讲学时，他通过李政道先生联系了德克萨斯大学，希望介绍我跟随当时国际著名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罗逊泊鲁斯学习。罗逊泊鲁斯答应后，周先生便要我写好材料，然后托刚好去德克萨斯大学开会的何祚庥先生将我的资料带了过去。但可惜的是，当时中美交流出现了波折，我的出国访学计划再次被搁置。后来，我在国外开会时碰到过罗逊泊鲁斯，他对此事还感到很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我所在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也感到，要进一步发展事业，必须要派研究人员出国学习。时任所长李德元便找到周先生商量。

1984年，周先生当时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繁忙工作中，他仍然记得要派我们研究所科研人员出国学习的事情，并且丝毫没有因为前两次的失败而感到灰心，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送我们出去学习。

198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35周年前夕，举行了冷餐会。这期间，周先生又联系到了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且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从事空间等离子体研究的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吴京生。周先生一见到吴京生就说：“我有这么一个人，希望你能够帮忙，让他出去开开眼界！”

随后，周先生的夫人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把自己发表过的论文送到友谊宾馆。当时周先生正去机场接专家，他回到宾馆后便去取了我的资料。第二天，吴京生先生也在友谊宾馆亲自约见了我。见到吴先生后才知道，周先生已与他说好，要我去他那里作访问学者。吴先生便向我介绍了他们研究组的工作，并且已经考虑好了我的研究问题。

有了前两次的曲折经历，这一次我本以为应是万无一失了，但没想到仍然是好事多磨。

当年我已经是副研究员，因为涉密太深，我的出国材料报送上级后再次受阻。一年零七个月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可以出国的通知。在得到批准后我才知道，在这期间，周先生还有王淦昌先生，一直在努力帮我想办法，讲了许多充分的理由，坚持送我出国学习。周先生等人的坚持帮助了我，也深深感动了我，使我感到有朝一日学成归来，一定要为祖国贡献我的全部力量。

周先生对青年人才的重视由来已久。他曾多次亲自传授知识，鼓励大家精通业务。

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们单位分配来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谁也没学过与核武器有关的知识。为了弥补这些大学生知识方面的不足，周先生系统地给他们讲课。周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用讲稿，在黑板上推导公式，使大家能沿着他的思路走，物理概念讲得很清楚，使人能很快抓住要点。他喜欢你随时提问跟他讨论。他思路很敏捷，善于抽象思维。有时我们问题提得不够清楚，他也能很快抓住要点予以回答。

周先生也是一个非常开放、平易近人的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完成后，大家又向着氢弹原理展开“猛攻”。这期间，邓稼先先生和周先生等科学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在学术上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以畅想和探讨氢弹的结构、材料和作用原理，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能参加。周先生和年轻人一起研究、讨论，与大家打成一片，丝毫没有领导和大科学家的架子，我们也亲切地称周先生为老周。

在原子弹、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子弹原理突破过程中，他不断给我压担子，让我挑重任，使我在重大国防任务研究中，得到了快速成长。我现在仍然怀念当时的学术讨论氛围。我想这大概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理论独一无二的环境。它也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无论是在核武器物理还是基础科学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组织领导者，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见解和果断的决策，赢得了大家由衷的钦佩。我深深地怀念他，感谢他。

（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