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超额完成了‘七五’攻关任务，育成了大粒型、多抗、高产新品种……”

1990年，全国小麦育种科技攻关“七五”总结交流会前夕，李晴祺伏案疾书，写下这份手稿。字字句句，皆深思熟虑、反复斟酌。

这一刻，他的内心庄重澎湃，万千感慨汇聚笔端。

8页纸，2000余字，到底记录了什么？

乍一看，这是一份利用功勋种质“矮孟牛”培育新品种的成果总结。细探究，背后铺陈的却是一位长者20余载潜心研思，让更多人吃得起饭、吃得饱饭的不懈奋斗。

1969年，在山东农学院（后为山东农业大学）任教的李晴祺临危受命，挑起小麦育种研究的担子。

彼时的中国，受土壤质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小麦平均亩产仅100公斤左右。

退无可退，唯有迎难而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事不宜迟！

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李晴祺很快选定了方向——培育小麦新品种！针对当时小麦品种存在的抗性低、易倒伏、增产潜力低等突出问题，将高产、多抗、矮秆作为主要目标，从创造新种质入手，高起点攻关！

在李晴祺看来，我国自主创造的小麦种质资源少，品种遗传基础狭窄，是制约育种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种质是育种的材料，要提高育种水平，必须重视种质创新。

种质资源从哪来？

开门搞育种！

当年9月，在西北农学院，赵洪璋院士向前来交流的李晴祺一行热情介绍了一种原产于德国的名为牛朱特的材料。

“牛朱特这个材料个子高、穗子大、很抗病，但是极晚熟，别的小麦成熟了它才刚抽穗。它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你要想办法好好利用它。”赵洪璋叮嘱道。

驯服这头“牛”可不容易。育种是基础工作，耗时长、见效慢。每一个新品种的培育，都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

李晴祺从没想过退缩。他常说，在小麦种质资源的利用上应“不拘一格，广开材路”，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才能有大成果。

从0到1哪有坦途——育种温室没有暖气，在温室里生炉子！炉子半夜需要加炭，那就住到温室里！“五一”搞杂交，“十一”搞播种，春节寒假继续搞温室加代……

尽管这样，利用牛朱特与早熟品种孟县201的组配，还是接连经历了多次失败。

但，没有人放弃。

科研路上最考验人的，不只是实验中的重重难关，还有无数次失败后的落寞；科学家的伟大之处，也不只在成果的斐然卓著，更在面对挫折与未知时的不屈与不懈，在灰烬中寻找突破的智慧与勇气。

1972年春季，一个在仅有的成熟麦穗中获取的4粒牛朱特和孟县201杂交种，打开了牛朱特利用的大门。

1973年春季，以矮丰3号为母本，以孟县201与牛朱特杂交的第一代种子为父本进行三交，攻克了新种质杂交难关。三个亲本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为“矮孟牛”。

1981年，“矮孟牛”的三大种质型及其代表系得到确定。

矮秆、多抗、高产的小麦新种质终于诞生了！选育新品种迅速提上日程。

李晴祺干劲十足：一定要快一点！快一点，才能多出品种、出好品种！快一点，才能为百姓、为国家赢得主动！他创新提出“四边工作法”，边试验、边繁育、边示范、边推广。选育鲁麦1号的同时，其他品种的选育也在同步进行。

他四处探索多种加代育种办法，最后选址在青海，一年收获两季。从泰安到青海，得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卧铺票不好买，李晴祺揣上几张旧报纸便上了车，困极了就铺在过道地板上睡一会儿。

在5月育种的黄金季节，他半个月就考察完山东全省各基点，有时一天辗转几个县市。一次在邹平遇上七八级西北大风，雨水夹杂冰雹，周围人担心他衣衫单薄，年龄又大，便劝他住下，明日再说。他摇摇头拒绝：“学校还有很多材料要看，耽误不得！这点风雨算不了什么。”考察结束时，衣衫已全湿透。未及休整，他又匆匆赶往下一站。

…………

从1983年鲁麦1号定名到1989年，课题组又培育出五个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创造了当时小麦育种界罕见的速度。

1997年，“‘矮孟牛’的创造及利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据不完全统计，利用“矮孟牛”育成的品种（系）1983至1996年累计种植面积达2060万公顷，增产小麦107.52亿公斤，新增经济效益50.41亿元。

1998年，中国人口达12.5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全国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过去，一年吃不到几斤麦子的山区农民，可以放开吃了。

那一年，已是我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的李晴祺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在他那辆褪色的旧自行车旁，老人头戴旧草帽，拄着早已磨光了的居尺，望着万里田畴穗满枝头，笑开了怀。

2022年2月18日，92岁的他永远告别了牵挂一生的麦田。那一年的世界小麦版图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与消费国，以1.38亿吨的产量连续第35年位居第一。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胜利，更是新中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