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从乐山参加完颁奖礼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生物所”）研究员、著名生态学家印开蒲以“老下级”的身份，前往成都殡仪馆，送自己的老领导马识途最后一程。

3月28日，马识途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110岁。

革命家、作家和书法家，是马识途老先生常被人提及的头衔。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曾是一位科技管理者，自1958年至1983年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后相继更名为西南分院、成都分院）主要负责人，为四川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在促成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建立过程中，马识途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忆起马老，印开蒲言语间满是敬仰。

为四川科研发展招收人才

“我曾为它而年轻，也为它而头发发白，更为它欢欣鼓舞。”马识途曾这样形容自己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缘分。

1958年，马识途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筹建科学院，首先得有人。所以他最先做的事情，就是选拔干部，招收学生。

“马老曾说过，搞科研工作的人才，要从科班培养起。”印开蒲回忆，在马识途的推动下，当时成都市教育局将成都十二中交予四川分院，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科学技术学校”，专门培养科学研究相关人才。

印开蒲正好就读于此。1959年寒假后开学的一天，马识途来到了学校，专门向全体师生作关于建校的报告。那是印开蒲第一次见到马识途，对其印象颇为深刻。

“马老是干革命工作的，说话特别有感染力，慷慨激昂。”听着台上饱含激情的演讲，怀着对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期待，印开蒲和同学们欢呼着，脱下帽子甚至外套，兴奋地扔向空中。

1960年，作为该校第二批毕业生的印开蒲，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专门做植物和生态方面的调查。

“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从采集植物标本的工作做起，和四川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印开蒲说。

为九寨沟保护工作出力

1970年8月，印开蒲和研究所同事溥发鼎、胡隆基一行3人，到川西北地区开展“四川薯蓣植物资源调查”。在准备返回成都的前一天晚上，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位被分配到当地工作的成都老乡。听对方介绍，附近有一处风景非常漂亮，印开蒲便决定第二天去瞧瞧。

当考察队来到现在的卧龙海和双龙海一带时，印开蒲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了：海子里横卧着的乳白色石灰岩钙华长堤，还有几颗倒在湖底的大树干，如蛟龙潜游湖底。

但他注意到，沟内正在为伐木场修路，路只修到卧龙海附近，浩浩荡荡的砍伐即将开始，印开蒲为此感到痛心。在1975年7月第二次进入九寨沟后，印开蒲便向阿坝州革委会、四川省科委和四川省革委会领导作了汇报，提出应当建立自然保护区。

1978年印开蒲第三次进入沟内考察，并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执笔撰写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报告写好了，那如何交给国家领导，引起足够的关注呢？”当得知时任成都分院院长马识途要去北京开中国科学院工作会后，印开蒲觉得是个机会，所以首先将报告交予马识途。“看了报告后，马院长非常支持这件事，他向我表示一定把报告带到北京，亲自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手中。”

不久，中国科学院向当时的农林部转发了该报告。在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推动下，1978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文，正式批准九寨沟等4个自然保护区建立，印开蒲也起草出保护区范围和面积的资料。

九寨沟森林采伐的情况得到了重视，建于沟内的伐木场也陆续搬离，九寨沟的保护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是有了这些前辈们的努力，直到如今，这块瑰宝依旧散发着原本独有的魅力，为世人所欣赏。

1978年生物所研究人员拍摄的九寨沟照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