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薪66块钱造纸厂的助理工程师，到研究植物免疫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提到江湖上关于他的各种“传奇”小故事，有着辽宁人特有幽默的柴继杰，眼睛笑成了一弯新月。这光芒，温和且坚定。

就在这个月，57岁的柴继杰又被推上“传奇”之巅。作为中国大陆首个获德国洪堡教席奖的学者，他刚刚全职回国加入西湖大学，紧接着又获得了2023“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颁奖词写道：“奖励他们为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柴继杰

近20年来，柴继杰一直在寻找植物抗病“自救”的命运之钥。不认命的他在“兴趣”和“坚持”的加持下也完成了自己的逆袭。如今他是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发表了120多篇SCI论文，5项研究成果入选2021年国际公认的植物抗病领域30年重大发现。

柴继杰在结构生物领域真正“上道”，是他31岁时，做出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决定。在那里，施一公刚刚组建团队，他成为施一公的第一个博士后。如今，柴继杰培养的学生不少也已成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学科带头人。

无论是施一公还是柴继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他们最期盼，也最骄傲之事。

初心：“回报国家”

《中国科学报》：2017年，你作为大陆首位获得亚历山大·冯·洪堡教席奖的学者，前往科隆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继续相关研究。研究期满后，你为什么选择回国而没有继续留在国外？

柴继杰：

我到德国的第二年就很想回国。我之前在北生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都工作过。从硬件上讲，国外不一定就比中国好，支持力度也未必比国内大。中国无论是从基础研究还是卡脖子技术，都是下决心要做起来。

可能从软环境来说，那边科研人员对科学的专注度相对更好一些。

语言也是我想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还是以德语为主，尤其是日常生活。有次坐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车上都是老人，他们的英语不如年轻人，也听不懂我问什么，后来我坐过了好多站，最后发现连方向都坐反了。

这种语言不通，让我非常沮丧，别人在谈什么我都不知道，包括在工作上。马普所要好多了，都可以用英语交流。但科隆大学说德语的成份还是很大，如果他们用德语交流，你会有种局外人的感觉。

《中国科学报》：此次全职回国，你是否带着更大的计划？

柴继杰：

不知道能不能说更大。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积累，主要聚焦于基础研究，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一方面植物免疫的基础研究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另一方面也想做些更“接地气”的事儿，希望能把植物免疫知识应用于实践。

具体来说，比如植物病害是造成植物减产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希望利用积累的知识让植物自身能更有效地防护这些病虫害，减少化肥的使用，同时也希望做些其他尝试，比如让化肥兼具农药作用等。

国家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支持力度，我希望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回报，这是我最基本的初心，也是最朴素的想法。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受聘为西湖大学植物免疫学讲席教授，这所学校最重要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柴继杰：

大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传播知识和积累知识。西湖大学就是把教学和科研作为最重要的事儿，其他都为之服务。

在教学上，西湖大学不仅看重研究生、博士教育，还非常重视本科生教育。老师们全是亲自上阵教，可见学校对教学的高度重视。在科研上，无论是后勤服务还是其他方面，学校都是全力支持，让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同时，学校还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可以有充分的空间自由探索。

逆袭：靠兴趣和坚持

《中国科学报》：1983年，你考入大连轻工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丹东鸭绿江造纸厂。你为什么选择制浆造纸专业，并在4年后跨专业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硕士？

柴继杰：

我是83年上的大学，那时候信息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只能凭报纸上的招生简章来报志愿。当时报了听起来挺高大上的轻工业机械专业，可能很多人跟我想法一样，所以就没考上，最后就调剂到制浆造纸专业了。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造纸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每个月工资是66块钱。后来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适合工厂的环境，很想继续上学，就选了那时比较热门的石油化工专业。

《中国科学报》：研究生毕业后，你前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读博士，跨专业读蛋白质晶体学。你是怎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柴继杰：

读硕士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找准想做什么，感觉可能对合成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报考了有机合成专业的博士。最后成绩也不错。但是当时老师说这个专业得有实验基础，光有理论不行，所以就把我推荐给了另一位研究晶体学的老师。我就开始研究蛋白质晶体学，这恰好是结构生物学的重要基础课程。

《中国科学报》：你3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为什么之后又前往在普林斯顿大学刚组建团队的施一公那里，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后？

柴继杰：

90年代国内外在学术上的差距还是很大，大家都很想出去学习。施老师的实验室虽然刚成立一年多，但成果已经很不错了。博士后期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刚加入时，实验室只有我和一个研究生，施老师那会儿完全是手把手教我，可以说是得到了他的真传。

200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柴继杰

《中国科学报》：当时在施一公的团队里，你是出了名的“不按常规出牌”，而“天马行空”的想法总能帮助突破研究瓶颈。你如何看待如此活跃的思维？

柴继杰：

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在“圈”里，没有所谓的知识背景，这反而让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我一直受这个领域的影响，也可能会被一些固定思维框住。

我还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喜欢去思考，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盲目相信文献，做研究要有批判性思维。

我也经常跟学生说，要学会实验思变。如果实验卡在某个地方，继续反复做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变化才可能产生不同结果。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时，就有一个关于表达蛋白的课题，通常情况下这种实验都是22度—24度。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想试试温度放到16度会怎么样，一个很小的变化最后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实际上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不一定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能是很小的地方，只要思路稍微变一下，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简单。

《中国科学报》：从在造纸厂工作到结构生物学领军学者的转变，很多人视之为励志的传奇人生。你认为这段逆袭之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柴继杰：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兴趣和坚持。

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做NLR受体（胞内核苷酸结合和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受体）了，做了将近20年才出成果。但植物调控免疫有两类重要的受体，我们在另一类PRR受体（膜表面模式识别受体）上也一直做得不错，有很多重要成果，所以能够给人以信心，从而也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让我们继续坚持初始的兴趣。

坚持自己认定的东西，这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我的学生也是这样，有些课题我当初也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学生一直坚持，最后真就做出来了。

柴继杰（左）与周俭民（右），二人同获2023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纯粹：自由的前提

《中国科学报》：成为导师后，你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不少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在培养人才上，你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柴继杰：

如果说在这方面有我的功劳的话，可能是我与他们交流得很多。不光是学生期间，包括他们参加工作、做独立PI以后，我们的交流也很多。

《中国科学报》：你有很多学生，也有很多自己的科研工作。跟大家保持高频的交流，可能要占据你很多时间。

柴继杰：

我的优势应该是我可以非常专注。因为我没有什么行政职务，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做其他事儿，可以完全集中在研究上，这对我做科研非常有利。

而且我也非常愿意跟学生交流。如果这种交流能帮助或者提供一些想法给他们，尤其某个想法真有用时，我自己也是一种享受。

《中国科学报》：你对行政职务没有欲望吗？

柴继杰：

我确实没有。这并不是说我有多超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没有天赋，用老百姓的话就是“我也不是那块料”。我把时间用在不擅长的事情上，就是做无用功。与其这样，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在我更擅长的科学上，这可能会让我走得更远。

《中国科学报》：对于选择导师，你有什么建议？

柴继杰：

首先要对所做的研究有兴趣，另外导师的科研思维应该活跃。能做出东西不仅仅在于你发篇什么样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学会很多，这可能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学生和国外学生相比，有什么特有的优势，以及待改进之处？

柴继杰：

中国人刻苦努力，这是我们最大也最明显的特点。但是我们受传统文化影响会更加内敛，在很多问题上可能不善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非常积极主动，这也许是需要提高改进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对于新组建的植物免疫信号传导实验室，你希望让学生们得到怎样的锻炼？

柴继杰：

对于研究生来说，有过硬的技术是基本的，同时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科研的能力。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能解决很多具体问题。

博士后期间的要求会更高。不仅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提出问题，假如将来自己成立一个实验室，你要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中国科学报》：如果对青年科研人员说一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柴继杰：

还是那句话，兴趣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