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生活在月球上，看着地球正在着火冒烟。然后你看到那个小星球上的人们不是在忙着去灭火，而是在互相争论。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需要一起解决问题，停止各种争论。”

说这话的，是全球领先的科研、教育和职业内容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集团首席执行官暨管理委员会成员弗兰克·弗兰肯·佩特斯（Frank Vrancken Peeters )。“我想看到我们子孙生活的地球比现在更好。我们希望帮助加速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至于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佩特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全球挑战的相互关联性，例如贫困、可持续生计、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它们需要跨学科的协作努力来提供解决方案。”佩特斯表示，“科学研究不应该有任何国家上的障碍，所以地球上越和谐，对研究和发展就越好。”

作为一家全面覆盖各个学科的全球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有创立于1842年的施普林格（Springer）、创刊于1869年的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之一《自然》（Nature）、创刊于1845年的美国连续出版历史最久的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知名品牌。

在2011年集团便推出了聚焦主题而非学科的期刊《自然-气候变化》，收获了在该领域最高的引用量。此后又推出《自然-能源》、《自然-人类行为》、《自然-可持续性》、《自然-食物》、《自然-衰老》等跨学科的主题型期刊，力图覆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知道科研和求知是进步的基石，并且相信政策制定应该以证据为基础。科学和研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拨开迷雾看到事实，而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佩特斯说。

佩特斯举例，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人员已经向我们展示并证明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气候变化当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

中国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集团旗下有3000多本期刊，仅在2022年，其中的2200多本期刊就为中国作者发表了超过8.9万篇文章。近年来这些数字持续增长。早在1985年，《自然》就出版了特刊，聚焦中国科学发展。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创研究中只有4篇涉及中国作者，占0.4%。目前这一比例已增至15%以上。

无法忽视的、正在迅速演进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佩特斯认为，人工智能提供的机会之一是使研究结果更容易为公众所获得，同时他也坦言必须十分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隐患，科研诚信将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他警示称，拥抱技术之时步子不能迈得太快，人类需要把“可信与否”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谈及大流行病，佩特斯再次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也许200年前，你可以说发生在地球一边的事情不会影响发生在另一边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不再相同。看看新冠病毒在地球上传播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计算机系统也好，技术也好，气候也罢，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

近日，到访上海的佩特斯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以下为对话全文。

帮助解决最重大的问题

澎湃新闻：《自然》系列期刊早在2011年就推出了聚焦主题而非学科的期刊《自然-气候变化》，已成为该领域引用量最多的期刊。此后又推出《自然-能源》、《自然-人类行为》等跨学科的主题型期刊，这一系列期刊推出的目的是什么？

佩特斯：首先，作为研发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帮助加速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一些问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其中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与作者、编辑、审稿人合作，以确保我们与其他人包括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分享有关知识。

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全球饥饿、贫困等社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研究领域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同领域推出期刊，而且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是跨学科的。这些以主题为重点的期刊的推出是为了建立和鼓励跨学科的互动，并应对这些全球挑战。

这些努力不仅限于《自然》系列期刊。例如，在2021年，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创办一本低碳领域的多学科英文国际期刊carbon neutrality（《碳中和》），以促进碳减排的效果。展望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相互协作的研究方式。

澎湃新闻：当初是如何考虑将科学、学术出版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的？在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佩特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在2015年提出时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知道科研和求知是进步的基石，并且相信政策制定应该以证据为基础。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全球挑战的相互关联性，例如贫困，可持续生计、不平等或气候变化，它们需要跨学科的协作努力来提供解决方案。作为一家全面覆盖所有学科，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人文社科在内的出版机构，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可以发挥作用。

施普林格·自然是一个使命驱动的组织，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加速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一些挑战。自2015年以来，我们已出版了80万篇SDG相关研究，在过去7年中，大约每出版5篇文章就有1篇与SDG相关，我们还为17个SDG目标都分别创建了内容中心。

我们还将新刊的推出计划与SDG挂钩，《自然-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与政策制定者合作，促进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例如，对于水或海洋的研究，这是在外部方面。

在公司内部，我们也身体力行。例如，我们有绿色办公室网络，帮助职员们试图尝试并相互学习如何能够实现办公的碳中和。我们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气候变化已毋庸置疑

澎湃新闻：您来自荷兰，荷兰人如何看待气候变化？

佩特斯：荷兰人非常习惯与水打交道，因为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海平面以下，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惊险。比如我住的地方，距离海只有5公里。水资源管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话题。我们在1950年代经历过相当严重的水灾，因此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教训。

鉴于我们国家低于海平面的事实，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现状。这意味着需要提前做好防范计划。我们一直关注在保护海洋方面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同时新的机会也是存在的，例如在荷兰你会看到相当多的风车在利用风能来发电。

澎湃新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份报告今年刚发布完毕。从科学角度来看，关于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是否由人为活动导致的争论，现在是不是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呢？

佩特斯：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人员已经向我们展示并证明了，人类活动和气候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我们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以确保我们不会让未来的生活无以为继。无论是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还是其他所有的现象，我认为研究人员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气候变化）。

作为个人，我们都应当负责任地生活：注意我们使用了多少能源，注意我们留下了多少污染，确保促进研究和与他人分享最新的科学知识。因为最终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不是中国、荷兰、美国或任何地方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你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解决它。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一方面，气候危机是“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每个国家对气候危机的贡献不同、脆弱性也不同，另一方面，各国所有科研资源不同，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也不同，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您有什么建议吗？

佩特斯：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所有人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正在增加。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再否认它。每个国家，无论是在亚洲、欧洲还是美国，我们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一个如此大的话题，全世界都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并涌现了很多研究，并且是跨越地域、国家和文化的。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且各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很多西方国家“污染”世界比其他国家更早。因此，他们或许需要采取更多一些措施。我认为这很公平，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扭转局势。我们有孩子，我们想看到我们子孙生活的地球比现在更好。

科学合作应打破一切壁垒

澎湃新闻：《自然》总编辑曾在联合国大会科学峰会上发表演讲：科学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作用。诚然科学的国际合作很重要，但地缘政治的影响很难免除，您如何看待科学研究的全球性和国别性？

佩特斯：我们必须一起合作。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议程。想象一下你生活在月球上，你看着地球正在着火冒烟。然后你看到那个小星球上所有的人们不是在忙着去灭火，而是在互相争论。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需要一起解决气候问题，停止各种论争。我认为科学和研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拨开迷雾看到事实。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澎湃新闻：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们近年来在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有怎样的变化？在哪些领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佩特斯：很高兴再次来到中国，很高兴见到同事们。我们在中国有非常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作者，还有审稿人和编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在我们的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也与许多中国学术机构有着良好的关系。

我认为现在中国是学术研究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在过去几年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应用科学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增长。我们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在上海和北京有比较大的办公室，与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与作者、编辑和学术机构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们希望继续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发展机构合作，帮助他们向全世界分享他们的发现。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发展

澎湃新闻：您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影响有什么看法？现在有许多争议，您如何看待其对于科学研究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佩特斯：我们当然也在关注人工智能。我们的行业一直受益于重大变革。我们由印刷转向数字化，这使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向更多的人传播并分享研究和知识。现在，从订阅到开放获取的变化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人工智能又是一个全新的发展，它在许多方面减少了我们合作者的工作量，比如审稿人或编辑在同行评审或编辑手稿时，他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并提高我们与社群分享的稿件的质量。但是到最后，始终是人类作出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它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科研诚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议题。我们花了很多钱和资源来确保发表的文章是真正可靠的科学，并且符合我们的价值、值得信任和符合我们品牌声誉。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像一场军备竞赛。技术变得更先进，而我们用于检测抄袭或者文章中的图像篡改等行为的工具也在不断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就是这样使用技术的。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进展相当满意。

站在行业的角度，我们必须观察人工智能实际上可以为这个行业做什么，以确保我们可以更好地分享在研究发展中产生的新知。我认为人工智能另外提供的机会之一是使研究结果更容易为公众所获得，例如做摘要或者提炼出见解，使它们更容易触达公众。我认为这里面存在非常大的机会。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们的行业，也就是科学研究出版机构总是去拥抱技术进步，为我们的工作流程增加更多价值。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人工智能带来的隐患，我提到了科研诚信的议题，我确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事情的发展非常快，但要确保还是人类在做研究，是人类在做决定。我们必须留心人工智能的潜力是什么？人类在怎样程度上去监管它？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走得太快，以免跌倒。我认为谨慎确实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只想从一点一点小的实验开始。

澎湃新闻：开放科学让研究能被所有人永久免费获取，促进了科学成果传播和用于应对可持续的挑战。您能否分享一下《自然》期刊和集团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佩特斯：开放获取并不是免费的，虽然读者不需要支付获取内容的费用，实际上是研究人员支付出版费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研究的资助机构支付出版的费用。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商业模式，因为这最终是对科研项目的一种服务，以确保研究结果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然后帮助其他研究人员进行新的研究，这是一种更积极和更好地分享知识的方式，而不是说：“嘿，如果你想获取论文内容，你必须付钱。”

施普林格·自然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开放获取出版，并开创了一些先河，比如我们最早的开放获取期刊BMC系列期刊，还有最大的开放获取期刊《科学报告》。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商业模式，是支持学术界的正确模式。我们也知道，开放获取文章的使用量和引用量更高，所以能被其他研究人员更多地使用。举个例子，已经与我们签订了转换型协议的一些国家——其本质上是我们从传统的订阅模式转向开放获取模式。我们已经看到，比方说在五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发表的文章的全球使用率增加了10倍，发表的文章的使用率和可见度都有了巨大的提高。

澎湃新闻：《自然》成功的奥秘是什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佩特斯：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业务的核心是人。因此，我们最大的挑战是确保我们雇员在他们的领域中是出色的，并非常了解他们的社群，知道科研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能够挑选出那些值得分享的话题和新发现，并使之成为我们品牌的一部分，这个品牌代表着突破性的科学，也代表着信任、质量和诚信。总的来说，一切的核心是人，是我们的员工。当然，品牌也有很大的帮助，但在最后，真正起到帮助和支持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员工和团队。

因此，确保我们吸引、保持和发展合适的人才，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显然我们需要保持我们期刊的声誉，确保作者愿意在我们这里发表文章，确保编辑愿意为我们做编辑工作，确保审稿人愿意为我们审稿。确保作者、编辑和审稿人的整个生态系统得到维护，让人们感到施普林格·自然是值得信赖的合作方。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很关键。

显然我们已经走出了新冠疫情时期，进入了新形势，并面临正紧张的全球局势。对我们来说，科研不应该有任何国家上的障碍，地球上越和谐，对研究和发展就越好。

澎湃新闻：在将政策制定者、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将晦涩难懂的学理知识为决策者所理解，如何使各个利益主体相互理解的？

佩特斯：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连接的网络，我们与近十万名为我们期刊工作的外部编辑，以及大约80万名同行评审人一起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连接知识工作者，帮助他们分享他们的知识，然后让他们与那些真正想看到并理解这些知识以制定政策的人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期刊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与那些资助或从事研究的人合作了很长时间，以此来看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发表那些研究项目的成果的文章。

澎湃新闻：从您的媒体从业经历来看，媒体和出版方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媒体是否能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桥梁？人们从新冠大流行中应学到什么？

佩特斯：是的，当然。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媒体有一个特定的角色，确保他们提供人们可以信任的知识和见解。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关于虚假信息的议题热度提高了。我认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科研出版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确保人们了解事实，知道事情的真正情况。

至于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什么。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这种大流行病不是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它无处不在。这又回到了我之前说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也许200年前，你可以说发生在地球一边的事情不会影响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的意思是，看看新冠病毒在地球上传播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这是一种病毒，但再想想计算机系统，想想技术，想想气候。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

（澎湃新闻实习生刘婉晴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题：《施普林格·自然集团CEO：不论疫情还是气候，都证明我们彼此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