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高校人才培养简单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具有误导性，即便如南京大学，其‘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也承认所培养的学生大部分是应用型人才，但并不能将其归为应用型大学。”在“分类评价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如是说。

5月12日至14日，“分类评价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委会第二届换届大会在广西南宁召开。大会由全国院校战略规划专业委员会主办、南宁师范大学承办。

周光礼指出，中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通过分类引导高校实现多样性发展。然而，分类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高校的三大分类逻辑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一个中心议题。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多样性。然而，我国高校治理的最大问题却是“千校一面”。

“我国高校主要有三大分类逻辑，分别是行政主导分类、规范性分类、单向度分类。”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

行政主导分类以管理主义为导向，以满足国家需求为要务，强调的是稳定、有序。规范性分类，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高校被分为三类——大学、学院、高职高专。单向度分类，如以人才培养定位为主，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

“后两者都存在价值判断，隐含了大学比学院强、学院比专科强的逻辑，分类本身就是一个‘隐形’的大学排行榜。”周光礼说，在这一逻辑下，高职想办本科，本科想进“双一流”，所有高校都想办成清华、北大。最后，中国高校只剩下一个模子。

放眼全球，法国以国家为单位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教体系，由政府决定高校定位；美国以州为单位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教体系，高校自行定位，行不行市场说了算。

“高等教育治理宏观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依然会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此前提下，应更加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周光礼说。

然而，我国高校从行政化主导向市场式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市场与权力的结合。有意思的是，一个南方省份曾让省内高校自主选择办学类型，结果所有高校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学术型大学。最后，该省只得硬性规定省内限选3所学术型大学，其他皆为应用型大学。

周光礼指出，学者们常常呼吁高校办学自主权，但即便赋予高校分类办学的选择权，仍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多样性。因为在市场竞争模式下，为消除不确定性，高校都喜欢模仿那些成功的组织，而在国内的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是但凡走学术型之路的高校都成功了、升格了。前面已有榜样，高校之间就出现了“模仿性同构”。

“我国数千所高校承担不同任务，只有建立分类化、科学的多元评价体系，才能推动高校‘各美其美’。”南宁师范大学校长李传起说。

推动高校“各美其美”

如何克服高等教育同质化是一道难题。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体量超过了美国与欧盟之和。“这一系统太过复杂，单靠政府的规划、管理往往力不从心。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加深，更加需要多元共治。”周光礼指出。

他建议：“推进用户导向的分类，建构中国特色的高校评价体系，将分类与评价的权力让渡给利益相关者，政府只提供多维度的数据搜集平台、参考性的数字画像系统，选择哪种办学类型、跟哪些高校进行同型比较，都由高校（用户）自行决定。”

有了自主权后，更要用好自主权。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表示，在谈“大科研”的当下，高校的科研工作任务可归结为组织“大”的科研团队、建设“大”的科研平台、承担“大”的科研项目，以及持续产出“大”的成果。

“这个‘大’不是所有高校跟清华、北大比，而是要自己跟自己比。你的科研队伍是否比过去‘大’、承担的项目是否比从前‘大’等。”李志民表示，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种类决定了高校科研任务的侧重点不同，要纵向比较，而非横向比较。

同时，还要改进规范性分类，倡导描述性分类。周光礼指出，规范性分类是一种静态分类，描述性分类则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后者能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比如，过去高校办学总是“一刀切”，但倘若有一天，某所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政府再让它按从前的路子办学显然是不行的。

打破单向度分类，多元、多维的分类办学步子要迈得再大一些。上海市的高校分类按人才培养的纵向层次结构、横向学科专业结构，构建了九宫格的分类体系，引来很多省份效仿。

在周光礼看来，“九宫格”分类对于突破单一维度分类是一种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当下，教育系统按人才培养定位进行高校分类值得商榷。

“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之间，最突出的区别在于科研进入了大学。要依据大学的核心职能进行分类，兼顾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它必然是更多维度的。比如，可以根据服务面向分类——是支撑国家战略的高校，还是服务地方发展的高校。”他说。

破单一取向要立什么

打破单一价值取向是高质量发展中各方面的呼声。

在北京大学教授施晓光看来，要破除单一的价值取向，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社会这五大评价机制都需要重新确立。其中，政府要破除功利化、短视的评价，建立科学、长效的评价机制；高校要破除“唯分数论”，提倡素质教育、立德树人；教师要破除重科研、轻教学，重视教书育人的行为；学生要破除片面发展，强调“五育并举”；社会要破除文凭至上，强调以品德和能力为本。

对于教师个体而言，李志民指出，一流学科要求教师“一岗双责”，因为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不愿意搞教学或没有能力搞教学的教师，才会片面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同理，只有不愿意写论文或没有能力承担项目的教师，才会片面强调教学的重要性。

“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让教师回归教学、回归课堂，在教学过程中落实新的评价方式。”施晓光解释道，目前高校在探索“改善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完善综合评价”，为什么要做这一改革？因为结果评价固然很好，但如果评价目标错了，仍然以知识和文凭为主，即便100%实现了目标也是不科学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辛蒂·范曾到中国高校做评估，提到课堂教学“五重境界”，分别是沉默、回答、互动应答、提问质疑、辩论。他委婉指出，中国大学的教学至多达到了第三重境界，最理想的学生质疑、挑战权威始终没有出现。和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士一样，施晓光认为：“未来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发生改变，高质量发展将难以找到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