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长春市某高校发生了一起因教师插队引起的师生言语冲突事件。

事情的经过如下：一群准备参加下午考试的学生正在等电梯，一名女教师带着几名学生走过来表示要先上，等电梯的学生提出异议，结果引发了该教师一通“不尊师”“没家教”之类的训诫，而一名学生也不甘示弱地表示：“我的家教就是不插队。”

如果仅从事件本身看，这名教师无论是先前的插队行为还是随后的发飙都有失体统、错上加错。但问题是，一名教师为何会因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以致失态？

个人修养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教师之间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如果从教育体制上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代价不仅是入校大学生的整体文化水准在降低，教师形式上提升的任职资格也无法扭转整体水准的持续走低。可“不插队”只是一般的社会公德，任何公民都应该具备，大学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也未必具有典型性。

不过，这名发飙教师提及的两个关键词，却无意间透露出一点她如此失态的原因。这两个关键词反映出大学教师的基本境遇，并且凸显出当下大学教育存在的深层问题。

一个关键词是“不尊师”。在如今的大学里，教师渐失学生尊重已不再是什么罕见事。对教师而言，教学作为首要职责，是职业荣誉感的最主要源泉，但恰恰是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正在摧毁教师仅存的荣誉感。

前几天，一名在高校任教近20年的教师在微博中谈到，他上课之前特别煎熬，因为他想尽各种办法也无法吸引学生在前排就座，更无法唤醒趴在课桌上睡觉的学生。这还只是大学中最常见、最易被感知的情况。

另一种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不太为大学以外的人所理解和感知，却让教师刻骨铭心——在课堂上，学生不再是以“求知”的眼光对待授课教师，而是代之以“审视”的眼光。

从地位上看，“求知”是“居下”，“审视”则是“居上”。换言之，此前向上学习的渴望，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居高临下的观察所取代。这一“地位”的改变与“权利”意识增强无关。说白了，“居高临下”的考察是出于“我交了学费，你必须提供我要的服务”的“甲方意识”。

就态度而言，“求知”充满了虔诚，“审视”则不免挑剔，因此才会有教师使用PPT就等于“照本宣科”，不再去注意PPT里教师的独到见解；教师根据教务部门的要求使用教材，就把“教材陈旧”的责任全推到教师身上；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就是“与社会脱节”，不涉及考试、考研、考证的内容就是“光讲些没用的东西”。

无论是哪个方面，学生的表现都在促使教师角色发生转变。而由原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变成“知识服务人员”，这不仅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挑战，也让多数教师变得难以适应。

当然，有些学生也不是不尊重所有教师，他们的“尊师”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尊重有职务、有资源和有名气的教师。其中的权重自然也有程度差别——职务优先、资源次之、名气稍逊。但在大学里，这三类教师并不占大多数。因此，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就容易被排斥在“尊师”的目录之外。

不被尊重就容易失去角色自觉，而没有角色自觉意识就可能突破道德界限。那名发飙教师的一时失态应该与此有关。

另一个关键词是“没家教”。记得一位著名学者在分析上世纪初中国的“反传统”思潮时，提到一个以前被忽略的倾向，即在“现代”的名义下，家庭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了学校和社会。如今，这个倾向可谓愈演愈烈。

教育的责任被推卸给学校后，学校就要对学生负全方位的责任，家长则是出钱购买“服务”的一方。正因如此，学校稍有闪失就会被家长追责，以至很多高校只能以“不出事”为管理和教育的原则。

在以前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时，教师还可以勉强承受全责教育的负载，所以才会延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但处在作为“知识服务人员”的时代，要由“居下”的一方扮演“居上”的角色，矛盾冲突就比较明显了。

至于有的网友指责那名发飙教师利用“尊师”来“搞特权”，应该是既不理解“尊师”之内涵，也不了解高校的实情，更没有意识到当下大学教师的角色转变和现实境遇，因而被事件表象所蒙蔽。

事实上，“尊师”是尊重教师之人格，它与个人水平无关；“尊师”是对启发和教育自己的人的一种感恩方式，属于学生的基本修养；懂得感恩也是人之为人的基础。现在的疑问在于，大学还有没有能力或可能将此类美德沿袭下去，并且向社会推广？这是当下大学教育管理部门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