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传南方某大学将拟定新的研究生资助标准，从原来硕士生5万元/年、博士生10万元/年变为硕士生4万~6万元/年，博士生开题前7万~9万元/年、开题后9.5万~13万元/年。

对此，该大学回应媒体询问时强调，该校现实行的是“硕士生＞5万元/生·年、博士生＞10万元/生·年”的研究生奖助金体系，对于网传信息是否属实则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此前，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煌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大一直在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岗位奖学金体系，增强资源统筹能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资助水平，提升基础学科人才科研专注度。

当下，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研究生所获得的资助还有一定的差距，因而此类消息一出，颇吸引大学里在读和渴望提升学历的未来研究生，也包括研究生导师的眼球。

在国内，研究生的“资助”一向都由许多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国家补助金、城市生活补助、各种级别或类型的奖学金、导师资助金、助教或助研津贴以及课题组的劳务费等。近些年，随着各高校办学投入和课题经费的增长，研究生的各类“资助”也是水涨船高。如果考虑到与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的差距，适时、适度地提高研究生的资助水平也是合理的。

这里的“适度”，是指相关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到国内大学的发展现状、承受能力以及各个城市生活水平的差异，而其基本理念是不能将教育和读书变成纯粹的赚钱途径。

以博士生为例。公费博士生是免交学费的，其所获资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薪酬，而是学习期间的生活补贴。因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且有盈余就是发放的标准。

这个标准，从根本上说，是把博士生看作学生。学生接受的是系统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科研技能训练，以学习知识、从事相应的科学研究为主，与赚钱自然没有直接的关系，故不鼓励，也不会过分计较津贴的高低。

可是，如今的高校由于多采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理工科和应用型文科教师开公司、创业不在少数。博士生的角色也不再单纯——他们原来是以学生的身份被招收进校的，进校后做的却不仅是学习的事情，他们可以在导师的课题组里进行科学研究，但导师给予的津贴又让他们不纯粹是学生，而成了课题组的科研或工作人员；他们也可以在导师的公司里兼职，获得相应的薪水，因而也成为早出晚归、加班出差的公司员工。

虽然与企业员工相比，多数博士生仍属于“廉价劳动力”，但多重角色获得的多种“工资”实实在在地吊高了所有博士生或准博士生的胃口，通过攻读博士学位赚钱或养家也俨然成了一种理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博士生和硕士生许诺超过其他高校两三倍的高额资助，不仅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负面效应恐怕还要大于正面效应。

因为高额的资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招生规模不大，一是经费相当充足。由于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国内许多顶尖高校只好退避三舍，又由于没有“花不完的钱”，多数高校也只好驻足观望。

即便是准备实施此类行政措施的高校，在度过了建校初期地方政府大规模经费投入的“黄金期”之后，是否还有能力保证这一行政措施的继续实施，也是一个问题。

学生是大学的主体之一，公司化的管理让其身份复合化，也同时影响到大学本身的定位和社会身份。简单地说，这样发展下去，大学是教育机构还是企业，或与之相应的培训机构、附属科研机构，则变得模糊不清。而许诺高额资助，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很可能是在为大学本该止步的市场化进程推波助澜。

再回过头来看被吊高胃口、渴望获得高资助的博士生。公司化的大学是讲投入产出比的，高额资助不再是生活补贴，而是实际的工作薪酬。薪酬高就意味着责任大，责任大就意味着压力大，在就读期间，博士生要扮演多个角色、多方服务导师及其公司；要早出、多出成果，最好是到处署名、呈几何级数地发表成果，才能达到导师的要求，顺利毕业。

高额资助当然会引得无畏的“勇夫”前来，但有多少真正热爱理论研究和基础科研工作的学生，或者对自身体格没有太多自信的学生，愿意或敢去报考，仍是一个未知数。

看来，正经历着市场经济考验的国内大学，似乎仍要经过若干年的大浪淘沙，才能让博士生教育重新回归到热爱学术、情愿为学术而献身的轨道之上。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