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6/1 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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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保守“小圈子”,还是人格养成“大本营”?
师门文化: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隐形力量

 

“选错学校误三年,选错导师毁终生”“今天你被导师关爱了吗”“导师与学生,怎样的关系最健康”……这些略带调侃的话语,反映了当下导生关系的紧张。

不少高校积极寻求“破题”之道。首都师范大学一位主讲老师曾在研究生导师培训上,首次引入了师门组织文化类型——散养式师门、部落式师门、家庭式师门、科层式师门(简称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科层式)。

这些内容出自一篇10万+的“网红”论文,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杰和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晁亚群。“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主要实行导师制,由此形成了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师门作为情感链接的最小单位,对研究生个体的影响重大,不同的师门组织特征造成了研究生发展的异同。”林杰说。

大多数师门都有主导文化类型

“读书会到底怎么安排?是读经典(书籍),还是前沿(书籍);是一人读一本书,还是大家同读一本书?”“除了读书,还有科研,还有非学术活动,又该怎么开展?”

2017年,这些有关形成师门独特文化的元素,萦绕在林杰脑海中,“让我不禁思索‘究竟师门会该怎么开?’‘别的师门会又是怎么开的?’”

林杰素来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论文选题,早年间,他从事导生关系、校园霸凌的研究时,就是从身边或新闻热点中汲取灵感。“张门弟子”“陈门才俊”……每次微信、QQ中的师门群闪动,其实都在提醒研究生教育中,“师门”这一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100个师门可能有100种师门文化,究竟能否将师门类型分清?开始时,林杰也不敢打包票。通过引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金·卡梅隆的组织文化诊断概念、研究生深度访谈、发放调研问卷等方式,最终他们将师门分为四种类型——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科层式。

在晁亚群的访谈资料中,有关散养式,受访者反复提到了“放养”“不管”,放养式教育成为其主导特征。有受访者第一天参加师门聚会,就听到导师说:“想结婚的就结婚、想生孩子生孩子,想干吗干吗,你随意,但是学位论文要对得起我。”

部落式反复被提及的关键词是“尊敬”“权威”,主导特征是共同价值观。受访者对导师的尊敬之情跃然纸上,“好多人问我是谁的学生时,我说是某老师的学生,他们就说那是我的男神。导师有一种权威在那里……师门氛围挺活跃的,谁有想法都会说”。

在家庭式中,“崇敬”“母亲(或父亲)”频繁出现在受访者的话语中,情感交流与关怀是其主导特征。例如,“他像父亲一样关怀备至。他对于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学车等小问题都会关心,对我们像孩子一样”。

而在科层式中,受访者更多提到的两个词是“掌控”“听话”,主导特征是严格的规章制度。受访者向晁亚群吐露,“我们要用微软软件做工作计划表,老板会按这个表掌握每个人的项目进度。老板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他不关心你做东西的过程,只看结果。他把实验室氛围弄得不太好,大家毕业了,也不想再联系了。”

正如金·卡梅隆的研究发现,没有一个机构只表现出一种文化,但大多数机构都清楚地拥有主导文化。“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研究生师门并非只表现出一种类型的文化,但大多数师门都拥有主导文化类型。”林杰强调。在他们参与访谈的27名研究生的师门组织文化体验归类中,8名属于散养式、8名属于部落式、5名属于科层式、6名属于家庭式。

师门文化无优劣之分,得看教育对象

2017年底,林杰、晁亚群开始调研时,还不是媒体讨论导生冲突的白热化之际。当时,关于研究生坠楼、自杀溺亡等新闻报道更多停留在事件层面。而他们则把导生冲突纳入了研究视野。

大多数研究生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研,缺乏社会阅历,三观、个性都尚未定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访研究生表示,师门对其人格发展的影响超过对其学术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三观的形成、人生理想的明确、性格的改善上。而这恰恰是院系正式组织在促进学生发展上所欠缺的。”林杰指出。

在晁亚群的访谈中,受访者表示,“我的三观是在导师这里塑造起来的,她对我的人生理想是最有影响力的。”“导师和蔼温和,很多东西他不去争,导致我们的性格也是这样。”

“师生在年纪、资历、学识、资源等方面都不平等,唯一平等的就是人格。”林杰指出。一旦破坏了人格平等,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的隐性冲突随时可能变为显性冲突。

“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导师,尤其是理工科导师相对忽视对研究生人格发展等方面的责任。”晁亚群告诉《中国科学报》。

访谈中,有理工科研究生反映,科层式师门对其人格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他们把导师称为“老板”,“老板脾气不是很好,会骂人。很多时候,都是他说你哪儿做得不好,我觉得自信心受挫……师门有三个退学的,都是跟导师闹翻了”。

“每种师门文化都有可能产生导生冲突,即便如散养式,导生不常见面,学生也可能因为受指导过少、无法按时毕业等原因,埋下隐性冲突。”林杰补充道,“四种师门并没有优劣之分。如果非要说哪种组织文化好的话,还得看教育对象是谁。”

比如,有的学生自主性比较强,适合待在散养式或部落式师门;有的学生依赖性较强,科层式或部落式师门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还有的学生备受家庭呵护,总觉得父母的关爱“很烦”“很唠叨”,如果加入家庭式师门,他也许并不会感到舒心。对于一些“天才型”的学生,过度干涉是对其的“伤害”,更适合选择散养式师门。

有读者看到他们的研究后,主动联系晁亚群说,博士后期间换了个散养式师门,的确比读博期间的科层式师门好受,“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身心压力小很多,原来是我没有选对师门”。

但遗憾的是,硕士生入学时并没有太多选择导师的权利,虽然政策允许研究生中途换导师,但在面子文化下,鲜有人愿意迈出这一步。不做改变,“痛苦”的是导生两人,期限至少是3年。

在林杰看来,教师是更有可能为“因材施教”改变的群体,前提是这名导师认同“好的导师愿意改变自身”的观念。“导师应该反思并调整自身领导风格与深层价值观,必要时寻求教师发展中心的帮助,领导良性师门组织文化的建设。”

当然,研究生也要为改进师门组织文化付出行动,比如要主动找导师。“一些‘00’后学生,导师不约见,绝对不主动找导师,而导师非常忙碌,指望导师一方主动邀约、了解学生,再因材施教,也是一件颇为累心的事。”林杰说。

导生关系职业化,但不能完全排斥情感

开始研究师门文化时,晁亚群还是林杰的硕士生。为了完成研究,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等到论文2019年发表时,“晁硕士”已成了“晁博士”。

论文发表后,她对师门文化的研究仍心有牵挂。恰逢她入选了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一年。“林老师,我想去看看‘洋师门’的组织文化,到底和中国有什么不同。”晁亚群主动请缨。

然而,在最开始的预调研中,她就“碰壁”了。多位访谈对象均表示,国外高校没有“师门”的观念。美国高校的导师与学生是一种职业合作关系,责权利分明,非职业的工作、任务,导师通常不会交给学生。

这样的结果似乎在“情理之中”。早在论文撰写之时,他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师门”在英文中究竟该翻译成什么?

不久前,在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推出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在线沙龙活动中,林杰分享了他的研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余秀兰问道:“究竟是美国强调专业性、不去考虑情感链接的师生关系更好,还是中国更有温情的师门关系更好?”

在我国,“亦师亦友”一直被尊崇为最佳的师生关系之一。但有时候,导师会发现“亦师亦友”也很成问题。林杰就有深刻的体会,“一旦跟学生做朋友,学生在科研、处事中出了错,导师的批评会让他很难接受。有学生毕业后壮着胆子跟我反映,‘受不了林老师一下子跟我变脸’”。

在职业称谓上,中国的导师只有一个角色,但在教育和管理上叠加了多重角色:偶像、老板、父亲或母亲、兄长或姐妹、朋友……角色过载带来的冲突,让导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变得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引入美国职业性的导生关系能否马上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不仅很难,还可能“南橘北枳”。

林杰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导师往上说肩负着人才培养中的立德树人任务,如果排斥情感的介入,立德树人无法开展;往下看则有大量的科研、社会服务的考核任务,如果不让学生成为合作者,导师几乎分身乏术。“考核制度进一步模糊了导师与研究生的职业关系。”到最后,在一些导师身上“变形”成让学生帮导师接孩子、做孩子的家教。

一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导师不希望学生谈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多少有“会错意”的可能。“他们更多关注了国内考核的紧迫性,以及国外职业性的导生关系,却忽视了我国师门立德树人的独特性。”林杰指出。

实际上,人的天性渴望与他人亲近,导生之间完全排斥情感是不可能的。美国导师也绝非“冰冰冷冷”,也会跟投缘的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只不过由于国别文化以及校园性骚扰等事件,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疏离的导生关系。

“未来,我国的导生关系如果能逐渐走向以职业关系为主,当然值得鼓励。但同时还要鼓励导师私下里跟学生保持亲密的关系,并拿捏好分寸。”林杰提醒道。

小圈子文化,封闭是最大担忧

上世纪90年代,林杰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的导师普遍没有课题,是典型的散养式。他的导师、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龚放鼓励学生:“所里、院里的老师都是你们的导师,都可以去请教。”

如今,林杰每周依旧开师门会。但做完师门文化研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担忧却是——师门文化会不会从原来的粗放式开放,走向相对封闭?

“师门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其‘利’的一面,体现在导生有情感、人格等全方位互动,可实现导师的文化再生产,让大家都有学术归属;‘弊’的一面则在于学生会对导师形成人格依附,导致自身自由探索的精神相对缺乏。”林杰解释说。

师门文化对于一个学派、一个学科重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章太炎的门生名满学界,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沈兼士、许寿裳等,都是推动中国文学史前进与发展的重要人物。尽管章门弟子的个人学术见解间存在分歧,但毋庸置疑都带有浓厚的章氏学说色彩。正是这样的传承与创新,才使得章太炎的学说对文学的影响一直存在。

然而,师门毕竟只是一个小圈子,是圈子就会有边界。作为导师,林杰近年来的一大感触是,其他师门的学生前来讨教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有类似感受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高等教育界就有一个普遍的讨论——传统的师父带徒弟、爹妈带孩子的培养方式是否过时了?

有意思的是,“导师”一词在德语中的拼写是“Doktorvater”。“vater”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父亲”,直接把“父亲”用在词根中,仿佛在设立之初默认的就是师徒制、父子式的培养方式。

在研究生教育研究在线沙龙活动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表示,从前导师的知识覆盖面很广,一名导师可以覆盖物理学的多个领域,但在知识爆炸的当下,导师的知识覆盖面走向专精,从前一名导师覆盖的领域,如今起码得几十名导师覆盖,由此也带来了师徒制的争议——囿于师门,一代不如一代,只能培养知识、眼界比导师更“狭窄”或“差不多”的学生。

意识到这一点,德国高校推行了结构化培养,即团队化培养,由一批导师带一批学生,以此弥补单一导师制带来的封闭性与保守性。

在强调跨学科的当下,主动跨出师门,寻求碰撞与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师门化”。如一些高校采取双导师制,鼓励学生实现学科交叉。

此外,一些高校推行轮转导师制,让研究生入学后去不同实验室体验,最终双向选择定下导师,也有助于学生选择合适的师门,为未来跨学科提供可能。

研究师门文化之余,林杰不希望学生被师门束缚。“学术就是要开放,千万不能私有化、导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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