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灿熙（华中科技大学供图）

记者4月22日从华中科技大学了解到，92岁高龄的感染科专家、该校同济医学院教授赵灿熙因在中医治疗热带病的研究领域的“科学、教育和出版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被俄罗斯工程院授予2021年金奖。

赵灿熙自1956年从武汉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即留校，致力于中医治疗热带病的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就。他在全球首次发现中药芜荑中的成分亳菊具有良好的抗疟作用，鉴于目前恶性疟疾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该发现有望成为疟疾治疗的补充。

从“一把草、一根针”到600多种中药图谱

1951年，赵灿熙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56年毕业留校在附属同济医院工作，之后成为一位消化道疾病专业的内科医生。

为响应国家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赵灿熙1970年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一把草、一根针”，一行六人，赵灿熙任队长，到湖北罗田一边开展巡回医疗，一边学习民间的治病方法。

赵灿熙对于植物有一种天生的向往，而物产丰饶的大别山，对于初次接触中医的赵灿熙来说，简直是一座中医药的自然博物馆。在那里，他们换了四个卫生所。而每换一次卫生所，他们就安排一次上山认药的任务，医疗队中的一位老中医蒋洁尘成为他认识中草药的启蒙老师。

那时条件很艰苦，他就用草棍自制标本夹，将收集到的中草药用草棍固定住，再用毛笔描摹出每一种草药的样子，最后竟积攒了600多种中草药的素描样本，同时还收集了一些民间治疗疑难杂症的单方。这些都为他开展中医药研究打下了基础。

异国他乡“公交车上的研究员”

回到医院后，他在中药研究室开始了中医药的研究，如三七治疗心绞痛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将一些中药应用于临床。

1979年，赵灿熙考取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次年到德国图宾根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学习热带病。当时，血吸虫病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湖北还很常见，所以他确定的研究方向为中药治疗血吸虫病。

赵灿熙知道，中医中所提到的虫病并不等同于西医中的寄生虫病，但当时可借鉴的资料极少，所以他只能通过翻阅典籍，查询了许多传统医药治疗虫病的中药。最终他携带了26种中药，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

在图宾根，他穿梭于热带病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被戏称为“公交车上的研究员”。幸运的是，很快研究就有了发现：传统中药——苦楝根皮有抑制血吸虫发育的作用。这一结果让其导师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考虑到瑞士已生产广谱治疗寄生虫的新药，且疗效好副作用少，导师建议他转为恶性疟疾的研究。因为彼时恶性疟疾已经产生严重的抗药性，对新药之期盼求之若渴，若能发现具有抗疟作用的中药，无疑具有极大的临床价值。于是，中药抗疟成为赵灿熙此后的研究新课题。

中药抗疟 新方法带来新可能

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将带去的26种中药进行提取，并对疟疾、睡眠病和血吸虫病的动物模型进行实验研究。

古籍中医文献曾记载常山具有抗疟作用，20世纪30年代已有药学家从常山中分离出三种具有抗疟作用的生物碱，但因为服用常山后有呕吐作用，未进入临床。

“不能就这样放弃，”赵灿熙决定另辟蹊径。他采用虫血症、疟原虫总数、红细胞及原虫各自的酶谱变化为标准来判断常山的疗效。结果显示常山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氯喹敏感株疟原虫、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及组织培养的恶性疟疟原虫均有良好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人工培养的恶性疟疾病原体的治疗研究中，他发现，在培养基中，当常山提取物脓毒为每毫升3毫克和333毫微克时，分别于第二天和第五天可将培养基中的疟原虫全部消灭。随后，赵灿熙又将常山乙醇提取物与抗呕吐药物合用，在对实验动物家鸽的观察中发现，这样可以明显地减轻或完全消除呕吐副作用。

尽管常山的抗疟作用是已知的，但由于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观察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它的抗疟作用，无疑给常山用于临床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该研究成为赵灿熙的博士毕业论文，也为其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国人曾在几千种药物中寻找治疗疟疾新药都没有成功，赵先生却在短时间内从中药中找到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托品根大学疟疾研究室主任荣克评价。

赵灿熙在实验室的工作场景（华中科技大学供图）

历时15年  确定亳菊有抗疟功能

如果说中药常山的研究是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么芜荑抗疟的研究则是全新的发现。在开展常山研究的同时，他还在小白鼠身上开展了26种中药抗疟的动物实验。

“带来的26种中药在动物疟疾模型上做抗疟观察近半数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有效的中药，我几乎预感到实验失败了。”在忽然观察到中药芜荑时的抗疟功能时，赵灿熙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数据：治疗组仅看到稀稀疏疏的个别拥有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而对照组感染率高达30%。这是全球首次发现芜荑具有抗疟功能！

而且，这组对照在重复实验中得以证实。在进一步的动物观察中，芜荑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氯喹敏感株疟原虫、红细胞内期疟原虫及恶性疟疟原虫都有良好效果。

兴奋之余，赵灿熙又开始进一步思考：芜荑由大果榆及菊花加工而成，其抗疟作用到底来自哪一种中药？此时德国的学习已经结束，赵灿熙回到同济医院，刚好医院成立热带病研究所，他的研究得以延续。

进一步的动物研究证实，大果榆及其同属植物榔榆均无抗疟功能。赵灿熙研究的重点旋即指向了菊花，但到底是哪一种菊花呢？

“中药名称同名异物者屡见不鲜，给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少麻烦”，中药研究之所以困难，还需要做中药鉴定。赵灿熙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马兜铃在中医处方中武汉用的是马兜铃植物的果实马兜铃，在南方有些地方用的是百合的果实，在四川则用的是贝母的果实。所以常常出现此“马兜铃”非彼“马兜铃”的情况。

“菊”在中国栽培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且随着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菊花品种也不断增加，明代《菊谱》中就记载了220个菊花品种。

越是接近真相，越是需要谨慎小心。赵灿熙开始不断收集不同品类的菊花，甚至还包括自采的野菊花。每得到一种菊花样本，赵灿熙就会奔赴实验室做对比试验。最终，一种来自安徽的菊花表现出与芜荑相同的抗疟功能，该成果经湖北中医学院中药鉴定研究室鉴定为“亳菊”。

至此，从发现芜荑具有抗疟功能到确定其抗疟功能源自亳菊已15年。

回顾自己抗疟研究的15年，从一个纯粹的西医，到被国际认可的中医药研究的大家，赵灿熙走了一条与普通医生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医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医的研究需遵循中医的规律，终有一天，中国会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