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985、非211、非“双一流”，这样一所建校仅4年的“技术大学”，在部分省份的考取难度却堪比211高校。

事实上，深圳技术大学独立招生的第一年，均分就超过了一本线。在部分省份的录取线甚至高出一本线60分以上，同等条件下，还有“211”“双一流”高校可以选择。正式建校4年多来，招生人数逐年增多，其分数稳定在一本线上50-70分。

有人说它是“中国最速成的技术大学”。从2016年筹建办学到2018年11月正式成立，深圳技术大学仅用了3年时间。它不仅有速度，更有“破五唯”的力度。在这里，不靠论文、不靠项目也可晋升教授。科研、教学、工程实践、实验，教师无论在哪个方面做出成绩，都有机会获聘教授。

尽管有这些亮眼成绩，但它会是一所好大学吗？

这种出于刻板印象的疑问，深圳技术大学校长阮双琛听过不少，他坦言，目前最大的挑战仍是“扭转大家的观念”：技术大学是好大学、高水平大学，它不比研究型大学差。

那么，技术大学与研究型大学有何不同？对标德国，如何实现？“破五唯”后，如何进行考核？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深圳技术大学校长阮双琛。

阮双琛 图源自受访者

技术大学的目标是培养一流的工程师、设计师、精算师

《中国科学报》：2019年，独立招生的第一年，面向六个省份招生，均分数线超过了一本线，在河南、陕西的报考分数高出一本线60分以上。深圳技术大学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优秀生源？

阮双琛：首先是校园环境。筹建之初我们就有一个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打造一个令学生喜欢待的地方，无论是教学楼、体育馆、实验室，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这样的环境也保证了我们引进的国际学者能待得住。

在学生培养上，聘请了众多德国一流大学的学者，还和德国大学联合办班，定期送学生到德国交流实训等等，深度对标德国技术型大学。

另外，我们通过调整老师的考核指标，优先支持有学生参与的项目。从顶层设计上保证从入学开始，学生就能接触到一线企业的技术难题。这对于其实践水平的提高、未来工作技能的积累都很有益。

《中国科学报》：学校的定位是应用型技术大学，这如何理解？

阮双琛：一提到技术大学，很多人认为是二本、三本，甚至大专，认为不如通常的研究型大学，这与我国二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有关。在德国，技术大学是高水平大学，共计400多所大学里，300多所都是技术大学，为其培养出了众多一流的工程师、设计师、精算师等等。很多大型企业的创始人、CEO、技术骨干都毕业于技术大学，比如西门子、大众集团的总裁等等。德国的技术大学跟周边的高科技公司、整个城市的发展是融为一体的，深受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而国内缺乏高水平的、针对卡脖子技术的、面向企业核心问题的、研究应用技术的大学。因此，深圳技术大学希望能借鉴德国的办学模式，对标德国的技术大学，先走国际化的道路，再逐步实现高水平。

《中国科学报》：应用型技术大学在国内的现状怎样？

阮双琛：有一批高校希望对标德国，向高水平技术型大学转型。但据我了解存在困难：一是师资队伍，二是理念，三是学校周边是否有一流企业。这三个条件制约了很多高校的转型。

《中国科学报》：技术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与普通高校中的工科类专业、职业高校培养的人才有什么不同？

阮双琛：举个高端电镜的例子来说，职业高校培养的人才学习如何操作电镜，是一个技术员、技术工人的角色。

在传统研究型大学里，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运用新理论、新材料开发出了高端电镜的样品，而后交给负责分析检测的公司进行测试。拿到测试结果后，再对其进行分析、优化。

那技术大学培养的人才做什么呢？技术人才在分析测试结果的基础上，从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优化思路，比如改变外界条件，加强光、加气、加压等。经过优化、稳定后再进行分析测试，制造出满足研究型人才需要的新一代的电镜，进一步可以指导企业进行批量生产。

所以，技术型大学培养的是研究技术的人才，是能够推动技术设备不断迭代升级的人才。目前我国这种类型的人才显然是比较缺乏的。

现在有很多企业厂家，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会从招收的毕业生中，培养一部分钻研技术设备的人才。我们希望，学生在校期间既能得到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能获得工程实践的训练，建立起技术思维。这样到了企业之后，快速就能上手。

像我们本地的企业，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今年，我们学校第一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有的甚至PK掉了来自“985”高校的竞争者，走进了头部企业。

改善工程技术人才缺乏现状，首先要“破五唯”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为何我国工程技术型人才如此缺乏？

阮双琛：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引入SCI的评价指标后，大家都跑去写文章、比影响因子，其实此前很多以工科为主的大学是在扎扎实实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

我认为国家要深度改革评价体系。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领域，需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否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非常不利。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在评价体系中，将老师纳入不同的序列，请具体讲讲？

阮双琛：应用技术型大学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破五唯”。我们希望由最了解一线企业、一线技术难题的老师来任教。他们既没发很多篇文章的经历、也没申请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很难跟研究型大学教师做比较，但在我们学校，这样的老师也能得到认可。

总体上采用预聘-长聘制进行聘任考核。结合“破五唯”，我们将老师分为了研究型、教学型、工程实践型、实验型四种序列。

对于研究型老师，重点考核科研水平、承担项目能力、论文水平等；对于教学型老师，我们从学生评价、课堂观摩、教学效果这几个方面来评价，比如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学生选课情况等都会纳入考察范围；工程实践型老师，重点考核其与企业合作研究的能力，由学术委员会对合作项目难度和水平、创造收益、学生在完成项目过程中的能力提升等进行综合评判；对于实验型老师，重点考核其实践课程教学水平、仪器设备研发水平的能力。这四种序列的晋升通道都是畅通的，在哪方面作出成绩都能得到认可。

另外，学校对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一视同仁，更鼓励老师们争取横向项目。

我们希望，对外介绍的时候，不是列举获得国家级项目个数、发表的文章数、有某些头衔的人数，而是告诉别人我们做出了什么，在理论技术方面有哪些创新，对社会发展有什么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这四类老师的结构比例是怎样的？

阮双琛：我们作为正式设立仅4年多的高校，发展很迅速，目前也在大力引才。等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将进一步优化结构比例，未来，工程实践型和实验型老师占比应该会更大一些。

技术型大学不比研究型大学差，扭转观念最困难

《中国科学报》：对标德国的办学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阮双琛：一是德国技术型大学的招聘要求。应聘老师需要满足，博士毕业后在公司或工厂有5-8年工作经验的条件。这样的老师了解产业前沿技术，了解工业技术难题，可以保证学生从学习初期就能与产业应用对接上。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显然不现实。我们目前通过引进德国人才、将老师纳入不同序列等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学生培养方案。德国技术型大学的培养方案是跟企业高度融合的，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未来前沿技术都会体现在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这样学生既能掌握理论知识，又能深入了解企业需求、技术难点，保证学生毕业即能满足企业工作需要。这比传统大学的培养方案更困难，好在我们地处深圳，深圳有着众多的工业企业，这给合作培养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三是如何评价学生。德国技术型大学培养的学生，毕业要求是能设计制造出真正能够用于企业应用的东西，或是提出实际问题的论证方案、规划方案。比如汽车专业的学生毕业要求是设计制造出汽车，比如商学院的学生能够给金融公司拿出商业计划书。我们也在探索如何落地，这要求学校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

《中国科学报》：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如何调动企业参与教育的积极性？能举个例子吗？

阮双琛：我们将企业的技术难题纳入培养方案，以做出实际产品为导向，通过联合办班、实验室、培训班，实习等形式来加强交流，这样相当于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他们就愿意合作。到了毕业季，我们的毕业生对相应企业更加熟悉，他们选择到企业工作，这就形成了良性互动。比如深圳大族激光，有个副总经常来给学生们上课，我们每年有一二十个学生到公司就业，结果是双赢的。目前我们与230多家企业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实解决企业问题也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方式，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会激发学者对理论的钻研、产生新的发明，国外很多知名教授的课题来源于企业。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了和企业合作的重要性，这很有利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报》：办学过程中，对你个人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阮双琛：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扭转大家的观念。让所有人，尤其是学生和家长认识到，技术大学是好大学、高水平大学，它不比研究型大学差，这非常困难。

包括我跟别人交流，介绍我们是 “研究技术型大学”，不然很容易被误解成低水平的、不入流的学校。一提到研究，大家就觉得是高水平，一提到技术，似乎就觉得是低水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包括我们通过四种序列进行聘任，头衔都是教授，后面加括号注明，教学型、工程实践型等等。为什么？大家的观念里还是会认为，教授的头衔更有吸引力，整个社会对教授的接受度更高。

另外，如何能让企业里的高级技术人员愿意倾囊相授，把这个知识教给年轻学生？这一方面有个人自身的观念问题，他是否认为培养年轻人是他的责任？也有企业的观念问题，企业很多时候不愿意放人，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技术，传出去了怎么办？所以观念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