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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 |
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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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 上海药物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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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左二)与科研人员做实验。上海药物所供图
“我们将继续大力发扬浦东开发开放体现出来的拓荒精神、改革精神、敢为人先精神,为我国新药事业继续贡献力量,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原所长陈凯先曾如是说。而这也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让身为上海市科协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凯先十分欣慰。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研发新药,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崛起和上海科技发展奋楫争先,引领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研发、新药研发技术平台体系建设……陈凯先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奋斗方向,奋战在创新药物科研第一线。
求学之路
1945年8月28日,一个男孩在重庆大学的校医院里出生。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其取名“凯先”。
17年后,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录取,但意外被分到放射化学专业。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的化学领域,但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1978年,国家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制度。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
那时,嵇汝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然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是由理论化学(量子化学)、计算机科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催生的交叉领域,要进入这个新的科技前沿领域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
于是,1978年秋,嵇汝运先生派陈凯先到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先生门下再次开启繁重的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学者。法方还提出了让陈凯先继续留任的邀请,陈凯先婉拒了这份好意。离法前,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特请他为留学生作一次讲座,主题是谈谈他“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陈凯先当即实话实说:“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回国前,除了带回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资料和计算程序外,陈凯先还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上海药物所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回所后,他和课题组同事从零开始,一起搬运资料、安装设备、移植调试带回的软件,建立起基本的工作条件,开启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研究之路。
创新药物
长期以来,人类发现新药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的发现就是一个偶然。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可能一无所获,连一个比较理想的活性化合物都找不到。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 说起创新药物研究,陈凯先眼中充满了光芒。
科学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为突破瓶颈带来了希望。20世纪60~70年代,理性的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科学的巨大进展让人类产生一个奇想:做衣服可以进行服装设计,盖房子可以进行建筑设计,药物研究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药物设计?以前寻找新药,科学家象是拿一大把钥匙去开锁,一把一把去试;现在科学家开始研究锁的结构,为了打开这把锁去专门定制一把钥匙。”陈凯先解释道,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的发展,使得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並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进而开展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
陈凯先深深认识到,上海药物所作为我国新药研究的国家队,率先开拓药物研究前沿技术,责无旁贷。在当时几近 “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陈凯先带领团队对药物设计方法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发展,他曾远赴偏远地区应用大型计算机开展研究,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繁复计算中,有一次甚至累得晕倒。
经过不懈努力,陈凯先和同事共同主编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原理、方法和应用》,成为我国该领域最早的学术专著。陈凯先先后发表300余篇论文,提出了对药物设计方法的一些重要改进与创新。这些著作,引导和培养了一大批该新型领域的青年科技人员。
东迁张江
1996年上海市政府和科技部等决定共建“张江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90年代末,上海市又进一步提出和实施“聚焦张江”战略。
当时,社会上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认识还未完全扭转,上海药物所位于闹中取静、科研氛围浓郁的岳阳路中科院沪区大院里,与有机所、生化所、细胞所、生理所、上医等兄弟单位比邻而居,对交流合作十分有利。因此,当上海药物所酝酿东迁张江的消息传开后,部分职工心怀忧虑,列举了搬迁张江的种种不便。有一位兄弟单位的老领导还好心劝告时任所长的陈凯先:“搬迁张江你千万要慎重,不要成为药物所历史上被指责为‘卖所’的人啊。”
作为所长的陈凯先当然知道当时的张江总体建设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周边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0年年中,所党政班子来到张江未来所址实地察看,面对一片荒地和空荡荡的周边环境,他的内心希望和担忧交织。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他深知“一个研究所的发展,一定要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里,不能游离在外面。国家要发展生物医药,要把它打造成国家创新的热点,张江又是发展的基地,我们应该积极投身进去,才能够起好国家队的作用”。
陈凯先和所党政班子多次召开座谈会,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把全所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在中科院积极推动和上海市、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崭新的研究所顺利建成。2003年3月,上海药物所正式搬迁到张江这块开放、创新的热土。
如今,上海药物所已成为我国新药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张江也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全国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的PD-1抗体—特瑞普利、抗肿瘤靶向药呋喹替尼、首个PARP抑制剂抗肿瘤药物—尼拉帕利、近17年来国际首个获批上市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甘露特钠,都诞生在张江。
传承创新
自从上海药物所搬迁到浦东,陈凯先就扎根在了张江“药谷”。
2003~2004年国家酝酿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期间,陈凯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我国生物医药实现自主创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一百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国家正式立项实施“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3月,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强调“传承”和“创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刘平介绍说,陈凯先带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开展交流合作,促成了大学研发的中医“四诊仪”成功应用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受到国际赞誉,陈凯先本人牵头承担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有效成分群关键技术研究”,在复方中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
“要把科研的每一步踏在国家需求上。”新冠疫情暴发后,陈凯先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不仅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搏斗,也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科研竞赛。他指导、组织、协调学校和中医药学术界的科技力量,开展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认真总结、凝练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特色优势,提供防治新冠肺炎“中国方案”的证据。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陈凯先还先后担任浦东新区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带领着科技工作者共同推动上海的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协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应该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大的战略决策,组织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做好战略研究工作。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市科协以做好人才举荐、表彰工作为契机,使更多的科技英才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截至2019年,上海市评出的“科技精英”中已有67人当选两院院士,成为推动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我们推动了上海科技人才的培养;二是说明科技英才评选的标准还是很准确的。”陈凯先自豪地说。
他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要诚实正直,耐得住寂寞。
几十年来,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国家需要”的牵引。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命和努力方向,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完成一次次突破。在被问及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只用一句朴素的话总结:“也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
如今,陈凯先虽已年过7旬,但他为人民研制好药的脚步依然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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