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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让你自由地开展前沿研究，而不是做某台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完成两年训练的候选人都会被提升为教授，不用担心出站找不到工作；可以提供能够反映你高学历的报酬，不会让你因买不起房暗自伤神；申请经费没有年龄限制，可以随时搞倾心的研究；有家庭的博士后可以享受带薪育儿假，子女可享受优质教育……”

谈起心目中完美的博士后工作，西安某211大学博士后展莹（化名）不禁放飞想象的翅膀：“在这里，你只需要专注你的科学研究，其他所有的问题都会有强大的后勤团队予以解决。”

对于像展莹一样的博士后来说，想象可以“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

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当时博士生招生人数3000多人，博士后进站者1人。而今，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已逾10万人，翻了30多倍。“攻读博士后”成为不少博士毕业生的一种选择。2019年，我国博士后进站人数达25514人。

随着博士后队伍的扩大，我国对博士后的定位逐渐从最初的“培养与使用相结合”向“使用”倾斜；博士后人数的增加和终身教职晋升通道之间“僧多粥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工作压力大、晋升通道窄小让许多博士后苦恼、心焦。

晋升通道“浮云遮月”

李想（化名）是北京某研究所一名岗位博士后。按照他的说法，岗位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高一级”——其在博士期间比普通博后发的论文数量多，博士后期间的工资由国家、研究所发，导师不用出资。而普通博后的工资大部分由导师出，研究方向也更容易受到导师限制。

尽管如此，对于实现心中的理想——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再努力晋升为副研、研究员，他并没有太多自信。

进站一年多，他已经发了一篇论文，距离跨越从博士后到助理研究员的“门槛”还差一篇“一区”论文（所发文章期刊需在领域内排名前25%）论文。眼看两年研究时间即将到期，他决定申请一年延期，继续追逐目标。

李想时刻都能感受到肩头沉重的压力。对他来说，即便论文要求达标，跨过从博士后到助研的“第一道关”，要想通过“第二道关”晋升为用人单位的“副高”，还要申请一项国家级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中央组织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这些项目的年龄上限是不超过35岁。

“如果超过35岁申请国家基金，就要与副研、研究员等一起竞争其他项目，那样希望将更渺茫。”话到此处，今年34岁、刚晋升为“奶爸”的李想语速不由变得有些急促。

再进一步，李想表示，即便能够达到了所在单位副高评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竞选人数超过岗位名额而多而落选。“来年还会有新人达到要求，岗位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这无形中就造成评副研只能‘排队上’。”李想说，“即便评上副研，也不一定有编制，意味着你还是合同工。”

像李想一样，很多期望留在用人单位的博士后，尽管知道自己选择的路绝非坦途，但他们依然决定坚持走下去。

绝非“避风港”而是“竞技场”

“认清现实吧，博士后肯定不是‘避风港’。”北京某“985高校”博士后邬晓梅（化名）向《中国科学报》直言。

博士毕业后，邬晓梅曾在企业工作一年多，觉得搞科研或许更适合自己，于是便到北京某顶尖‘985’高校做博士后，希望能够重新选择就业方向。

“写论文、写报告、写基金，这是基本的工作状态。”她告诉记者，“这是给博士生提供的二次选择机会，如果不加倍努力，把自己的成果更多提升一点，就会被更多人超过去，连博士毕业时的工作都找不到了。”

邬晓梅表示，该校对普通博士后进站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出站时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类进行打分。“优秀”需要有四篇论文和基金资助，“合格”需要完成两篇论文。她坦言，凭借目前的成绩不大可能留校，即便通过博士延期也很难有质的飞跃，所以决定优先找工作。

“今年就业形势不太好，提前半年找工作有点晚了。”眼下还没有着落的工作让她有些焦心。她表示，博士后虽然自带户口，但没有应届生的身份，找工作受到限制比较大。且很多用人单位的招聘年龄都卡在35岁以内，这对于一些大龄博士后来说也是不利因素。

在“超龄”之前出站或“跳槽”，是很多一站或两站博士后的选择。

王勇刚刚从广州某“985”大学博士后出站，现在该校做“特聘副研究员”。“说是‘副研究员’，其实也是合同工，相当于是博士后续聘或‘二次进站’，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工资待遇跟以前差不多。”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近年来，王勇所在的大学扩招了大量博士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考虑到该校助教岗位少，加上行政官僚化，王勇并未期望留校，而是希望通过博士后经历提升自己在写论文写作、授课、表达等方面的技能。

“水平没有别人好，就应该放低姿态，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特聘副研究员”项目，去年他又和学校签了三年合同，希望进一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在35岁到来之前，中途如果找到合适的职位，我就出站了。”如今34岁的他距离做出这个选择愈来愈近。

期待“更好的”博士后制度

“薪酬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留校的人比较少，体验不太好。”像李想一样，此次采访中，多位博士后表示，尽管目前的薪酬买房绝无可能，但日常生活都过得去。有博士后表示其薪资介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还有人表示其薪酬甚至高于副教授。

让他们忧心的是晋升或就业通道。“现在用人单位招博士后几乎没有门槛，最后不会有那么多职位让你留下来。一些机构的“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实际上是在给人才‘画大饼’，变相地使用人才，并没有任何晋升通道。”李想说。

同时，一些高校在岗位招聘时，往往存在“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思想，王勇也向记者“吐槽”。如“海归”博士后和其他人才往往会得到诸如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更高的待遇，而本校博士后即便是达到副研究员标准留校，也不会得到相关资助。

让他们感觉“压力山大”的还有论文发表数量，一些人认为这种对博士后劳动的“压榨”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也不利于创新。“如果博士后出站和晋升的标准是发文章，那么就容易产生‘快餐化’的研究，出来一点数据就得发文章，很难产生有质量的创新成果。”展莹说。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博士后杨国骞也深有感触，在今年3月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短文中呼吁“中国需要更好的博士后制度”。他表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对博士后训练只专注于发表论文，同时海外教育是永久职位的先决条件，行业和政府部门没有为训练有素的博士后支付应得的薪酬，这将对作为科研和创新主力军的博士后群体产生不利影响。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句话叫作‘不发表就灭亡’，博士后阶段应该发表论文，但作为科研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注重训练自身的科研思维，以及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上海某“985”高校博士后林凡（化名）如是说。

他也认为，高校为了快速发表论文而大规模扩增博士后群体，实际上并没有让博士后得到有效训练。为此，他建议，设站单位应为博士后提供多元化的环境，如增加企业招聘会等，让博士后清楚，在研究机构做基础科研只是众多科研工作中的一条路。

此次采访中，其他一些现象也受到博士后诟病，如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承诺给博士后额外资助，结果成了“空头支票”；一些用人单位要求退站博士后退还在校期间所有工资和福利，形成了“不公平”条约。对此，他们希望博士后的群体的呼声和利益能够得到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