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度也在提升。为此，我国于2007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15所高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目前已有249所高校拥有翻译硕士点，招生人数也由2008年的约350人，发展到现在每年招生超过8000人。

高校翻译硕士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为高校翻译硕士专业教材的策划与出版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我国高校翻译硕士专业人才培养的初期，国内外语书籍出版机构出版了数十部相关的专业教材。从范围来看，这些教材既涵盖了笔译、口译理论，也包含了计算机辅助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从出版时间来看，教材出版时间主要在2008~2013年之间，基本上处于高校翻译硕士专业开始招生的最初五年。不可否认，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翻译技能和宽广的知识面起到了较好效果，使翻译硕士专业教材市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以后的教材更新和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基础。

然而，随着外语学科开始新一轮的教学质量评估和教材编写，高校翻译硕士专业教材的出版策划受到了一定影响。

总体来看，目前高校翻译硕士类教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教材设计需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学校所在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在选题策划阶段，教材编写者需要调研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不能搞“一碗水端平”。在这方面，目前高校翻译硕士类教材还有所欠缺。

其次，基于翻译类专业的特点，教材的策划需考虑通识教育课程的比重，如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比例。然而，当前高校非文学翻译教材较少，非文学翻译教材的时效性还需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

第三，翻译硕士教材需结合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其中，跨文化思辨能力属于创新能力培养，然而这方面的内容在教材设计中尚未充分体现。

最后，教材需考虑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注重探究型翻译教学、研讨式翻译教学等教材策划，但此类教材目前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亟待开发和编写。而且，翻译实践类教材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也远远不够，尤其是与工业革命相关科技（如人工智能）的结合远未达到目标要求。

随着高校翻译硕士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高校试行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互通互选政策出台，再加上翻译专业课程不涉及跨学科问题，今后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理工和文科类学生选修翻译硕士课程。高校翻译硕士类教材的改革迫在眉睫，需要出版社调整出版策略，以适应这一新兴变化的市场。

当前，国内已有249所高校设有翻译硕士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全国各地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市场。各地区的翻译硕士专业发展又极不平衡，发展特色各不相同，人才培养方式千差万别，这就需要出版社组建专门的编者和编辑队伍深入调研走访，做到策划选题“知己知彼”。

高校翻译硕士专业的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在此基础上，编者可以撰写选题策划的调查研究报告，并根据市场变化和教育政策适时补充完善。

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高校翻译硕士系列教材应该是一套系统化的立体式教材，既有纸质教材又有数字教材，既涉及理论性又有翻译实践，有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教材之分，而且还应包括翻译技术、传统文化翻译、翻译手册和翻译实践报告等配套教材，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出版社精心挑选作者队伍，协助组建作者团队，如翻译专业教师、语言文学类教师、非文学类教师如理工科教师，体现出教材的专业性和特色性，提高教材出版的广度和厚度。

同时，移动互联的发展和5G时代的来临，也使得融媒体数据库的容量越来越大，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翻译硕士类教材建设应考虑到这一市场变化，如翻译理论的内容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推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教材内容则可以通过下载App进行在线学习，口译的同传和交传训练则可以依托手机视频进行翻译实践训练。另外，还可以将国外原版教材引入融媒体平台中，以此提高国外原版教材的使用效率。移动互联的融媒体平台建设，可以提高出版社的教材建设等级，为适时更新教材做好准备。

最后，正如前文所说，教材策划需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策划教材，尤其是非文学类翻译教材的出版。非文学类翻译教材包括科技、经济、金融、外贸等实用性翻译文本教材，教材的设计须符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非文学类翻译教材应以科技和金融翻译为主进行选题策划，做到翻译硕士教材建设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

总之，面向未来的翻译硕士专业教材策划出版应立足于翻译硕士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评估标准和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国标》，以区域和市场为需求服务地方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着力打造我国翻译硕士类教材发展的系统工程。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本文为2021年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科研托举工程”团队托举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IS21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