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教育部将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列入今年重点工作。就这一消息，对于正规的大学来说，应该是拍手称快的。因为自从被限制参与社会上的学历教育培训后，大学就与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了对立。双方没有预想中的相互补充，而是操作上的暗自较劲。“对立”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实质是大学也在强化自身的“培训功能”。这样看，双方又仿佛是在争夺18岁以上成年人的教育权。
其实，就培训而言，大学并非校外培训机构的对手。后者是学生（客户）要什么就教什么，不仅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而即时设定，情感上也一样，要关怀、陪玩儿式的就极尽关怀和陪玩儿，要严厉就严厉得像旧式私塾先生或者包公——角色不重要，重要的是，完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用俗话说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随意性”“灵活性”，大学并不具备。大学有预先订立的一整套教学计划和方案，有一个系统性的要求，而这些恰是大学科学性和育人功能的体现。
校外培训机构也不是不讲科学性，但它是完全实用的，是讲实用大于讲科学。它们也有宏大的口号，比如“为社会需要服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过，它们钻的是“社会需要”的多元性以及“实际”本身模糊性的空子。
既然“社会需要”是多元的，就表明它有层次可分。就教育而言，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应该处于顶端，也就是说，大学即便是从“社会需要”考虑，也不能像培训机构一样，为迎合短期的社会需求而照单全收。大学的社会服务应该是以提供高端人才为主，兼顾原创性理论的构想和富于理论性技术的提供，以此体现时代文明的高度。
就概念上说，“实际”是指真实的情况，但在现实中，“实际”是可以被虚构的，所以它不一定等于“真”。培训机构就有虚构“实际”的本事。在他们那里，技巧高于内容，虚饰重于真实，总之是为“应试”“考级”“考证”“升等”可以不择手段，因而最缺少的是“真”。而“求真”是大学的固有功能，它不仅决定科学研究的水准，也最能体现大学对社会的贡献。
但过多地讲理论不免让人感觉迂阔，当下的大学在与培训机构竞争中也在受其影响。以实用视角看问题、以实用机制评价从业者的素养和水平就是其中之一。
“实用”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生存原则。“生存”的确是人生的基础，但人们对“生存”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人吃饱肚子叫生存，有的人住别墅、开豪车也叫生存，所以时下流行的“理想”是“财富自由”。但是，这一差别仿佛无人介意。因此，能看到的情况是，预算几百亿元的大学、几十亿或几千万元的大学的追求都在趋同，好像都在为生存而奋斗。
实用化的趋同还不止学校管理，对学生的教育也深受浸染。“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由大学包办家庭教育或中小学教育，更不能将此片面地理解成迎合学生。学生不会做饭就开设“烹饪课”，不会恋爱就开设“恋爱课”……这样下去大学不仅不能提升水准，学生也会变得趋同而实用。现在，大学里的许多学生都在以“吃货”“打卡王”为时尚，以吃遍天下美食为“理想”，还要打卡世界各地的网红点。这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大学与社会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实用视角和评价机制下，原本是扭转过度实用化的相关政策也在具体实施中变味。科技部和教育部的破“四唯”“五唯”政策中的破“唯论文”是讲论文要有原创性和质量，但不是说不要论文；实行“代表作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数量，在同等质量下，数量多者更有竞争力是可以肯定的。但“实用”惯了，对稍微深奥一点的学术评价常识就难以理解，以致争论不休。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破“四唯”“五唯”后，学术评价标准反而留下了最为实用、最易量化的“科研项目”一条，即以科研经费的数量衡量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这种“唯金钱”论，与公司绩效管理有何差异？前几天，英国利物浦大学以“研究人员的5年平均经费收入”为重要指标解聘该校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47名研究人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担忧和不满，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公开致歉。此事对于那些以功利和实用态度“与国际接轨”者来说，既有“国际”因素，又有警醒意义，正应了古人那句话“明鉴镜察，理当照其胸怀耳”。
培训机构的培训，看起来是内容各异的，但其实都是在遵循一个原则——实用，大学与之本质的不同就在于追求思维的多样。因此，“去培训化”不是不能兼顾力所能及的社会培训，而是要在教育、教学管理上力戒单一性和实用性，以便让大学替整个社会保留一点超越性、想象力和理想的种子。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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