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香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3/31 14: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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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是真的吗?

 

考古界的“顶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再次惊艳了世人。在其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3号坑竟出土了120多根象牙。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也曾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象牙。古蜀人有用象牙祭祀的传统,有人好奇,莫非三千多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

这并不足为奇。有史料记载,直到14世纪70年代初,成都城的守军还在用大象运载全副武装的军队,以抗击明朝建立者的敌军。虽然,它们最终溃败于对手所用的火器。

自上古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分布之广远超人们的想象。只不过此后三千多年,这种聪明的庞然大物走上了一条从东北撤向西南的漫长的退却之路。这条路,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由北向南的节节推进几乎是同步的。

大象的退却

1976年,河北张家口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统地层中出土了亚洲象的骨骼遗存,它们不仅提供了亚洲象活跃于华北的地质证据,也刷新了亚洲象在中国分布的最北界。这些化石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阳原盆地(现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带)有野象分布。

亚洲象适宜于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地及河流、湖泊、沼泽环境,但它们不喜欢阳光直射,不能适应寒冷,主要分布的地区大都是热带雨林和季雨林依山傍水之地。而根据学者从历史上动植物分布的变迁及孢粉组合分析、物候记载等综合分析,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恰处于温暖时期,称之为仰韶西周初期暖期,阳原盆地及黄河下游等地属于北亚热带北缘,能够接纳对环境十分挑剔的亚洲象。

不过,此时此地也成为了亚洲象在中国退却的起始点。

公元前900多年~公元前700多年,历年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上,各种大象形象的花纹河铸成的象尊,盛行于商末和西周初期。商周时代,有一些器物是用象的齿骨制成或镶造而成的,比如商代的象簪、象珥等,周代的象床、象笏、象觚、象环、象栉等。但西周以后,各种以大象形象的写实花纹和铸成的象尊就逐渐被淘汰了。往后,亚洲象就从黄河流域南移了。

到了公元前200多年~公元580年,它退至长江流域,最北界是淮河、秦岭。公元580多年~公元1050年,最北地区变成了长江上中游及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的山地丘陵。

公元1050~公元1450年左右,以闵南、岭南大陆部分为最北地区,北界在南岭、武平、上杭等地稍北。闽南、岭南野象生存的历史悠久。《淮南子·坠(地)形训》中记载四方及中央的气候、物产等:“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多兕象。”同书《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时,粤有“犀角、象齿、露翠、珠玑”。这意味着秦朝初年,岭南一带野象、野犀众多,所以“犀角、象齿”才能作为主要特产。

到了13世纪时,野象在闽南一带绝迹,17 世纪在岭南、广西绝迹。

公元1830年至今,除云南极少部分地区外,史籍中已鲜见大象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载,它们几乎消失在广阔的疆域。

有学者计算过,亚洲象的分布区每年约以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上消失,近3000年间亚洲象在中国超3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绝迹了。亚洲象生境南移的速度为平均每100年0.5个纬度,每年0.5公里。

人象之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亚洲象从北方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续退缩?

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认为,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大象在中国的逐渐消失与人象间的博弈有关,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们为了开垦耕地而破坏了大象的栖息地,使其面临着可利用的资源日益萎缩;二是人为了保护庄稼而设计除掉或捕捉大象;三是为了猎取象牙和象鼻或为了捕获大象用于战争、运输或仪式而加以训练,导致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这其中的关键要害,还是栖息地被毁。

对于很多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家而言,森林的消减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唏嘘的情节。

导致森林滥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 一是农耕和定居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取暖、煮饭和象冶炼这样的工业所需燃料持续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桥等所需木材持续增长。

伊懋可用一组数据非常直观地反映了森林滥伐带来的后果,也间接回答了,亚洲象是如何被迫出走的。

这要从黄河为什么叫“黄”河说起。黄河是直到约两千年前才开始叫“黄”河的,之前仅被称为“河”。伊懋可认为,导致黄河变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就是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

为发展农业,覆盖中游沿岸广大地区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东南方向的温带森林被砍伐。土壤侵蚀伴随着悬浮沉积物的沉淀,使黄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围的平原,只能靠人工堤坝才能稳住河床。没有堤坝,河岸会不时地溢洪。当溢洪减弱,其裹携力也就下降,负载的泥沙就被倾卸在洪泛区。直到最后,这条河总会决堤改道,从而水患连绵。

在汉朝的大部分时期,黄河堤坝大约每16年出现一次大决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间最为集中,频率上升至每9年1次。大约在公元前6年,每年落在黄河沿岸10郡的维修费是铜币“万万文”。

接下来的400年里,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农业拓殖结束。气候变得更为寒冷,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边界在南移,草与森林重新生长。结果,黄河堤坝大决口的频率降至每50年一次甚至更少。

可好景不长。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黄河中游的部分地区重新得到开垦,位于大转弯西北角的河套即是例证。当时,作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长安对木材和燃料有大量的需求。到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西北部的牧场加快向谷地转变。

从公元746年到905年,也就是唐代最后160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0年决口一次。在随后的五代时期,这一数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从公元960年到1126年的北宋,其频率是每3.3年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决堤发生在1117年,有史料记载,当时有一百多万人葬身于此。

12世纪后期,黄河开始改道,常常夺占许多河道。1645年到1855年间的清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黄河流经的中游地带重新开垦脆弱的黄土地,当时的黄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现一次灾情。

巴蜀的故事

四川盆地一带野象栖息的历史非常悠久。《国语?楚语下》中记载:“楚国王孙圉聘晋,晋定公飨之”。王孙圉回答赵简子问,提到楚国之宝时说:“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币帛,以宾享于诸候者也。”《竹书纪年》记载:“魏襄王七年,越王使公师隅来献……犀角象牙”。

除此之外,汉杨雄《蜀都赋》、晋左思《蜀都赋》都提到“象”,说明从战国到晋代,四川的野象分布北界仍在长江以北,但是晋以后逐渐变化,到唐代及以后,野象分布主要限于川东江南,尤其是现在的重庆到綦江一带。

大象在巴蜀的缩减有着特殊的故事。伊懋可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一个在上古时代几乎完全被树木覆盖的地区森林资源锐减?

四川西部内陆盆地,是帝制中期中国主要的商业区之一。四川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种植茶叶的地区。有史料记载,唐代一个茶园就能雇佣900名工人。

人们为种植经济上有用的林木资源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强大努力,但仍无济于事。有些影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比如书籍。在晚唐,四川是第一个大规模出版雕版印刷书籍的地区。宋朝治下,道教书简印刷了5000多分册,大约有130000页;这时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刺激了对枸树、“桑棘”和竹子的需求,它们都被人们用来造纸。为切割木质印板,还需要梨树和“山梨”。

另一项特色需求则来自打卓筒井的竹子工程。卓筒井在11世纪被采用,用于提取盐水和天然气。竹子在跨河索桥中也发挥了作用。

而更为常见的砍伐森林的压力,则来自农耕、家用燃料和原初工业燃料以及工程所需——不管是盐井上的井架、栈道,还是灌溉系统的设备,都要用到木材。

最后的家园

如今,云南成为了亚洲象在中国最后的家园。历史时期,云南西南部野象数量庞大,但现在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云南野象的数量也已经十分稀少。

云南亚洲象数量的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移民带来的土地开垦。明代是国家向云南移民的高潮时期。明朝政府在该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汉人迁入云南,在此基础上明朝大规模进行屯田,设置了许多军屯和民屯。几十万的屯兵迁移该地,直接导致当地人口迅猛增加。因为屯田主要生产军粮,所以这些移民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多在附近砍伐林木,开垦田地,结果导致大量树木消失。

其次,有史料对元朝以后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的亚洲象进行了统计分析,估计从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2)始到清乾隆55年(1790年)的近500年间,被征服的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的亚洲象估算有1140~1339头。因此,上贡云南产珍稀动物这一特殊的人文因素,是云南亚洲象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目前,云南的人象之争还在延续。水电站建设、橡胶园种植……人类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象群的生存空间仍在被不断挤压。

环境史学家们在回顾大象退却的历程时,看见了人类及其社会与自然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从大象的消失,逐渐深入到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水利灌溉、农业过密、军事政治需要、文化作用等领域,为理解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历史基础。因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在我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很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

2. 陈明勇、吴兆录等编著:《中国亚洲象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36-42页、50页。

3. 【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3页、27-29页、64-65页。

4. 杨筑慧、王欢:《西南边地生态环境变迁管窥:基于大象的视角》,《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1卷第3期。

5. 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 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从论》,2004年第3辑,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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