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倡议信上的签名

2021年1月，98岁的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与世长辞。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仍牵挂着自己一手创立的科学教育组织——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

俱乐部创立于1999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是最早加入的科学家导师之一。20多年来，他的实验室敞开大门，为俱乐部的孩子们提供了“真刀真枪”做科研的机会。今年两会，他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带来的联名提案，正是关于像俱乐部这样的民间科学教育组织。

“王老去世后，俱乐部的运行也遇到了一些挑战。”黄力对《中国科学报》说，“我们的提案，就是想为这些致力于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民间力量发声，让他们师出有名，没有后顾之忧。”

院士发起，钱学森支持，但他们是“民间”的

1998年，时年75岁的王绶琯起草了一封倡议信，提议成立一个培养青少年科学苗子的俱乐部。次年，这封信上已经签下61位大科学家的名字：钱学森、马大猷、卢嘉锡、王大珩、路甬祥……

首批科研导师队伍同样“群星璀璨”：郑哲敏、匡廷云、王乃彦、黎乐民、严纯华……

20多年间，80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项纯公益性质的科教活动，在俱乐部参与各类科教活动的中学生超过5万人,一部分学员已经开始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

“只算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里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中学生，就有接近3000人。而这些年来，俱乐部的所有花费只有2100万。”黄力说，“也就是说，花在每个人身上的还不到1万元。这是很了不起的投入产出比。”

北京青少年俱乐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大力支持。曾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的周琳，已经78岁高龄，至今仍坚守在俱乐部工作一线。后来，俱乐部得到过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支持。今年年初，俱乐部正式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国科大将保留并尊重俱乐部的独立性。

“这个‘民间’的身份，对俱乐部很重要。”黄力说，“王老生前喜欢把俱乐部称作‘民间小分队’，他希望俱乐部拥有自主权，由科学家们自己设计‘游戏规则’，保持科学教育的纯粹、自由和活力。”

连我们都捉襟见肘，其他人一定更加困难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很幸运。得益于王绶琯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俱乐部在多方支持下发展至今。但即便是俱乐部，也因为缺乏长期稳定的支持，常常遭遇捉襟见肘的困境。

在网络上搜索“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曾经有过的官方网站已经不见踪影。很长一段时间里，俱乐部的管理支撑工作主要依靠周琳和一些临时聘请的年轻人，完成网站制作和维护这类工作都比较困难。目前，国科大正在协助俱乐部解决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关心俱乐部的机构却苦于缺乏相关规定和渠道，很难给俱乐部提供更多经费上的支持。

“没有渠道，可不可以开辟一个渠道呢？”为此，黄力等人在提案中呼吁出台相关政策并设立专项经费，鼓励并支持成立民间青少年科学教育组织；建议科研经费可适当追加延伸经费，用于鼓励项目承担者设计并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同时建立健全民间科学教育组织的指导帮助和监督管理体系，设定准入门槛并开展定期评估，给达到标准的组织提供专项经费的稳定支持。

“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这个俱乐部，而是为了将来更多想要加入这项事业的人可以得到‘名正言顺’的支持。”黄力说，“你想，连王老发起的俱乐部都遇到这么多困难，其他民间科学教育组织的境遇只会更加艰难。”

释放民间活力，把科教的种子播撒向祖国大地

“科学教育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事。”蔡荣根对《中国科学报》说，“我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非常紧迫。但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输血’，引进人才占比非常高。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尽快增强人才‘造血’能力，从哪里做起呢？从青少年抓起！”

蔡荣根是近期才加入俱乐部的“新”导师，他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非常认可。但他也意识到，这样的体量远远满足不了北京市广大中学生的科学教育需求，更不必说全国各地怀揣科学热情的青少年了。

“国家现在提倡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蔡荣根说，“把民间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机构的科教资源结合起来，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黄力曾经走访一些边远地区的中学。那里的科教资源非常匮乏，但孩子们仍然表现出对科学的巨大兴趣。“他们给我们讲自己做的小实验，激动得小脸通红，那种热情让我久久不能忘却。”他说，“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要巩固这些胜利果实，不靠科教不行的。释放民间的巨大力量，把科教的种子播种到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做好准备、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