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材料与制造学部教授王璞两年前就呼吁，“关键核心技术、材料和工艺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国家提出“科技自立自强”，他更加明确了方向，干劲更足。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需要我们在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上生发出真正的科技自信，进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贡献出有分量的东方智慧，并在参与多边治理过程中掌握重要话语权，实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王璞委员的观点，在科技日报记者采访的学术界和产业界人士中产生强烈共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合作仍将持续

“虽然挑战重重，打压频频，但中外科技合作机会窗口在扩大，中国战略回旋空间广阔。”科技战略专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郭铁成分析说，因为中国创新能力提高，除经济体量大、门类齐，还具有承接能力、配套能力、研发能力和人才丰富等优势，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不动摇，我国与世界不同创新类型国家仍可在优势领域开展强强合作或梯度创新合作。

王璞委员也认为，美国与中国开展学术合作虽因疫情有所延缓，但政治生态不佳暂时还未深刻地影响两国一直以来的科技合作。

科技自立自强，底层逻辑是繁荣科学

“手握金刚钻，才揽瓷器活。掌握能够引领全球解决问题的科技实力，有利于掌握国际合作话语权。但从长远看，基础的理论、原创性概念与技术如能在中国大发展，才能说我们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了在更多领域领跑的后劲儿。”王璞委员一再强调。

对于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郭铁成也谈了看法：“科技自立自强，根在自立。何以自立？靠科学的繁荣，必须把繁荣科学作为自立自强的底层逻辑。何以自强？靠创造的能力，也就是引领跃升、赋能发展、激活人才。”

他说，繁荣科学就是把科学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加以弘扬，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开辟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新的增长点，促进重大发现、重大发明和原始创新、会聚创新、颠覆性创新，保证自主创新后劲，争取为人类知识创造作出重要贡献。自强则重在引领局部率先跃升到中高端，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数据等创新性生产要素，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释放创新活力。以此为内涵的科技自立自强，应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

培育头部企业和隐形冠军，数字经济是新的创新赛场

郭铁成认为：“我国经过40多年发展，在某些重点产业、细分产业、特色产业涌现出一批优质企业，国家应尽快梳理，有针对性地加强创新资助，使其快速跃升为全球性的头部企业和隐形冠军，从而带动并激活相关产业链，做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今年全国人大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对“数字经济”重点部署。

数据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徐葳高度赞扬中国率先提出“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一种战略远见，“这比国外提出的‘数据资本化’走得更远、更具政策优势”。

数据要素管理起来并不易，尤其是在数据流通中，数据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乃至监管者都面临着较高风险。

脱胎于姚期智院士“多方计算”底层理论创新、能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可监管”的解决方案，正由徐葳任首席科学家的科技企业华控清交进行成果转化，加速推进到数据要素流通、融合等实际场景应用之中。

相对于仍不断“评估风险”的美欧，中国已红红火火地投入实践，探索在技术层面解决实际问题了。

实践总是走在前面，国际合作出现新形式和新特点

郭铁成观察分析认为：“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未来将更倾向于拓展治理型战略合作，并着眼参与更多规则制定、积累丰富国际议题管理经验，乃至获得外交上的新优势。”

除传统的国别、国合项目及国际大科学工程装置合作，更多民间创新合作模式，如离岸创新、跨国技术平台、开源生态系统、无国界科技志愿者组织等，都呈现出灵活高效的全球创新网络特性。

“就扩大开放而言，我国可考虑设立一种开放性‘创新采购基金’，面向全球开展创新定制式采购、商业化前采购等新兴采购。”郭铁成建议。

着眼全球解决问题，要自信而不能自大

“在开展国际合作时，知道我们有时还在细数论文数并有论文奖励，国际同行会觉得不可思议。”王璞委员对记者这样慨叹，“这并非自信的表现，学术论文只是学术交流的一种基本工具，是科技创新过程中获得成果的部分表现形式。而是否真正引领科学领域的前沿发展，是否真正解决了实际科学或技术问题，应该成为评价科研成就最根本的标准。”

徐葳也提到，很多投资人或新技术用户经常问他，“多方计算”与谁对标？“在这方面中国已不是Me too式跟随创新，全社会应相信并支持中国科学家保持已经跑出来的新兴产业创新优势。”

与此同时，王璞委员提醒，一方面要警惕“中国论文就应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等狭隘的舆论倾向阻碍开放合作，另一方面还要避免因某些少数学科和产业优势带来的盲目自大。“归根结底还是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养成大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真实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