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吃苦耐劳……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

牛被人们寄寓着很多美好期待。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已沉淀为底蕴深厚的文化意象。

日月轮回鼠年跑

牛年恭贺福禄到

今天我们来细数，

这些属牛的“牛”科学家，

属于哪一类牛？

彭士禄：一生垦荒两件事

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家中的书柜里，摆放着“三宝”：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一头“垦荒”的陶瓷塑像。彭士禄最喜欢第三件，在家人眼里，他“就像一头垦荒牛”。

1958年，彭士禄结束在莫斯科核动力专业的学习生涯回国，从此便与中国核动力事业分不开了。

谈到工作，彭士禄曾很谦虚地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

这两件事，彭士禄的表现都“牛气”十足。

在核潜艇研制项目中，彭士禄得了一外号“彭大胆”。因为他常敢于拍板。他对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彭士禄还是将招投标制度引入核电工程的第一人。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筹建工作。项目建设中，他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当时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当时虽遇到很大阻力，但因彭士禄的坚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招投标。

钱三强：“从牛到爱”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科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院士。

刚入清华的时候，父亲钱玄同，即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给钱三强题了四个字：“从牛到爱”，并解释说：一是勉励你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

钱三强生前一直珍藏着这条横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这是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的评价。

回国后，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

“知人善任”是很多科学家对钱三强的共同评价。

曾有人称，在钱三强的领导下，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生前秘书葛能全曾做过统计，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7位是直接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第一线的。钱三强团队还陆续走出了数十位两院院士，当年他身边的不少年轻人日后都成为顶尖科学家。

庄逢甘：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开拓者

中国成功地进行原子弹与氢弹爆炸后，外界惊呼：“东方巨龙终于打进了世界核俱乐部！”实际上，我国当时尚未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因为我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洲际导弹还没有研制成功。由于“有弹无枪”，弹只能“呆”在家里。

1969年、1971年我国接连进行了两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但均因弹头再入时被烧穿，致使试验失败。试验人员从捡到的端头帽上发现导弹头部都有一条7、8毫米的沟槽，这触发了中国洲际导弹研制史上一场规模空前，被钱学森称为“淮海战役”的弹头再入气动、防热研究战役。后来成长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者之一、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开拓者的庄逢甘院士被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委以“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长的重任，承担“烧蚀防热研究”攻关。这使他成为我国烧蚀防热气动理论、烧蚀实验和测试技术的开拓者。

“淮海战役”集中了全国气动领域的精兵强将，庄逢甘是名副其实的“统帅”。然而在科研一线，却经常可以看到他像一位普通技术人员一样，亲自参加试验甚至记录各种数据。他说，惟有这样做，决策起来心里才踏实。

经过十多年奋力攻关，庄逢甘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现有科技成果，解决了再入弹头的气动、防热和再入物理多项重大技术关键问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气动研究和发展模式。

李四光：哪怕只见到一线，也不能让真理的光辉变淡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这是地质学家李四光院士的一句名言，显现了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1920年2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

他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从不迷信外国。外国人说中国是以陆相地层为主，不会有大油田。李四光说中国具体条件下陆相地层也可能会生成大油田，后来按照他的预测果然在东部找到许多大油气田。

他一生写下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创立地质力学，创造性地将地质学和力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指导煤田预测，寻找多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的关于古生物化石的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严济慈：好的老师上起课来应该像一个魔术师

“他反对照本宣科，强调上课必须生动有趣，要有戏剧性，他说，好的老师上起课来，应该像一个魔术师。他真爱人才，发现班上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他会叫到办公室谈话，并亲切地称之为‘同志’。”

2021年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办“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严济慈教育思想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杨佳作为国科大师生代表发言中说，在严先生的引导下，科大的女生人人都想成为居里夫人，男生个个想成为爱因斯坦。

严济慈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1年起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1980年至1984年担任校长，1984年9月起担任学校名誉校长。

王选：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先驱者

我国著名计算机应用专家、“当代毕昇”王选院士是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先驱者。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高校开始流行出国进修，而激光照排项目开发条件差，科研队伍颇受冲击。外国照排厂商也开始觊觎中国印刷出版市场。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王选带领科研团队加紧研制原理性样机。

历经几十次试验，终于在1979年和1980年排印出第一张报纸样张《汉字信息处理》和第一本样书《伍豪之剑》，取得了重大成果。

1981年，中国首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终于通过部级鉴定。但不久却传来了令王选震惊的消息：负责激光照排软件系统研制的妻子陈堃銶，因劳累过度不幸患了直肠癌！王选只照顾了妻子一两个月就又投入到II型系统的紧张研制工作中。陈堃銶手术后休息了一年也投入了工作。

正是凭借这种非凡毅力和执着精神，王选和科研团队马不停蹄，不断创新，从1975年到1993年，先后研制出六代出版系统，大规模推广应用，最终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行业的技术革命，成为用自主创新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典范。此后又走出国门，不仅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还出口到发达国家。而这18年，王选夫妇却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都没有休息过。

王选生前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这话也正是王选科研人生的真实写照。

2001年王选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罗沛霖：“三士科学家”

25岁，在民族危亡之际，大学毕业不久的罗沛霖毅然放弃高薪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奔赴圣地延安。35岁，带着党的嘱托，他赴美留学，仅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便拿下博士学位。37岁，他学成归国，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他放弃进入中国科学院的机会，选择进入产业界，专注于中国的电子工业与电子科技发展，参与和推动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许多重要项目。微电子、计算机、广播电视、远程雷达、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等几大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初创，都有他在主持、参与或组织协调。80岁高龄，他又起草了创建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多方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并当选首批工程院院士。2011年，他因病去世，享年98岁，留下文稿170多篇。

他是被称作“战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学家”。

从这些“牛”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实干品质。

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

到创造“荒原变林海”人间奇迹的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从“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到“最美奋斗者”钟扬……

在更多科技工作者身上，

我们看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老黄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