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瑞颖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11/17 14: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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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牡丹、芍药的地方,就有洪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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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洪德元在藏南隆子县考察大花黄牡丹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2017年,为了找寻牡丹,81岁的洪德元不顾劝阻,爬上了喜马拉雅山,翻过海拔5150米的垭口考察植物,还在4000米的隆子县城过了一夜。这样“疯狂”的事,不止一次。

从20岁进入大学,一直到85岁,洪德元将所有时间都“种”在植物里,并在《中国植物志》《植物细胞分类学》《婆婆纳族的分类和进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多部大型专著中开了“花”。

牡丹、芍药之“花”,格外艳丽。

不久前,由他编著的英文学术专著《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PEONIES of the World-Part III: Phylogeny and Evolution)终于“开花”出版,并与2010年和2011年出版的前两部组成“三朵金花”,构成了世界芍药属植物最全、也最有“根”有“据”的家谱。而整个编著工作,历经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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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出版发行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错误太多了”

1941年,在安徽绩溪县一个小山村,5岁的洪德元已经可以熟练地放牛、上山挖笋、摘野果。稍大些,他就学着拔秧、插秧、耙地、犁田,不久又学着烧木炭,14岁就成了烧炭师父、少年农民。

从“放牛娃”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让命运改变的是“知识”。

7岁那年,洪德元“有幸”读上了村里的一个“四无”小学,这个学校无校长、无校名、无固定校址,也无固定老师。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他,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196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年的两位研究生之一。

毕业后,他留在所里工作,参与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检索表》《中国植物志》等的编著,纠正了不少国外人留下的分类错误,解决了很多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难题。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这年,洪德元通过了严峻的英语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并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

经历过特殊年代的洪德元,分外感激国家给予的责任和信任,“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谈到此处,他声音哽咽但又坚定。

“多一天,我也不在国外待!”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

与牡丹、芍药的结缘,还要提及他的妻子,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潘开玉。她主要负责《中国植物志》芍药属的编著,并时常与洪德元探讨它们的分类问题。

记者到访时,潘开玉正坐在办公室的一角,拿着放大镜,安静地伏案查阅。

“我们发现,当时很多牡丹、芍药的分类是错误的,存在大量‘张冠李戴’的现象,缺乏科学依据。”洪德元告诉《中国科学报》。

牡丹和芍药,并称“花中二绝”。这对进化意义上的“亲姐妹”,同属芍药科芍药属植物,是重要的药用植物。也正因其极高的药用、观赏等价值,它们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多样性保护成为世界难题。

洪德元认为,保护的前提是科学精准的物种数据,而性状分析是分类研究的关键。“过去的分类,没有引入遗传学和统计学,没有研究性状变异的规律和幅度,而且野外工作也不够,分类的主观性很浓。”

“我唯一的遗憾”

“眼见为实”。植物分类研究,需要大量野外实地考察。

自1995年以来,为找寻牡丹、芍药,从国内到国外,从西班牙到欧亚大陆,从日本到北美西部,都留下了洪德元的足迹。

而很多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他从不畏惧。“只要有牡丹、芍药的地方,就有洪德元。”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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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洪德元在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Genoroso山考察芍药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而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当羊群把植物的嫩芽吃光后,留下的全是让人发怵的硬刺。

为了找寻芍药,65岁的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钻越窄,最后,他们只能跪着向前爬。

艰难爬行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

更“惨”的是,他们还要原路爬回。

“你说,我六十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这个‘鬼地方’,受这个罪干啥?”他跟学生自嘲道,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

由于从小爬山,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但这种自信和“执拗”,时常让家人和学生提心吊胆。

2014年,77岁的洪德元,为了考察植物,执意要爬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这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证明自己能行,他去跑步机上跑了8分钟,虽然感觉良好,医生和同事还是劝他别去了。最后,“执拗”的洪德元还是“赢了”,从海拔1500米步行攀登到了4300米处。

这次经历,也成为几年后,洪德元再攀喜马拉雅山的“挡箭牌”。

“全世界的牡丹、芍药,我最清楚。一共34种,9种是牡丹,它们最‘爱国’,是中国特有,另外25种是芍药。”他说,“33种我都实地考察过,只有长在阿尔及利亚的1种芍药,我没亲自去。”

实际上,洪德元曾两次申请前往阿尔及利亚,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都委婉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拜托朋友从当地采摘活标本后再邮寄。

然而时值盛夏,在北京海关呆了一个星期的芍药活标本,最后都烂掉了。“这是我唯一的遗憾。”他感慨道。

“分类必须拿出科学依据”

洪德元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牡丹、芍药的照片。其中拍摄于云南的一张照片展示了颜色各异的牡丹,“这些牡丹,都是同一种牡丹的变异。”他告诉记者。

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牡丹,却是同一种?又凭什么说其他人分错了?“厘清物种划分,必须拿出科学依据。”洪德元说。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物种进化论。随后,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让植物学研究再上一个台阶。洪德元认为,“单凭形态学证据的分类研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与分子生物学方法结合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为了追赶国际前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开始筹建植物分子系统学实验室,并带领青年学者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带动了我国居群遗传学、保护遗传学和生殖生态学等的发展。

2010年和2011年,洪德元编著的世界牡丹、芍药专著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先后出版,全面阐述了世界牡丹、芍药植物的分类学处理、地理分布式样、性状多态性及多样性。

这一时期,他还同时开展了桔梗科党参属植物等多项研究,由于精力有限,《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的编著也不得已中断了一阵,直到2021年才得以问世。

该专著从进化的角度对芍药属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全面剖析了整个“家族”的发展,并标注了每个“成员”的“详细住址”,阐述了芍药属谱系发生关系、起源及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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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黄牡丹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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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赤芍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不忍心让学生翻译”

然而,如此重要的专著,目前却只有英文版。

实际上,也有人曾建议让学生帮忙翻译成中文,但洪德元说,“我不忍心让学生翻译,我得爱护学生。翻译工作对学生发文章、毕业、升职没有任何帮助,还耽误他们时间。”谈到这里,他感到有些沉重。

他告诉记者,由于科研评价体系等问题,真正做植物分类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

“一方面,搞植物分类研究,必须进行野外考察,这是很艰苦的。另一方面,坦率讲,花几十年写的书,可能还不如发一篇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强。”洪德元感到无奈。

更让他焦灼的是,“目前,大学的植物分类学教材中只讲认科、认属,没有分类学原理,甚至有人认为分类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技术,学生们不懂什么是多态性和变异,也不知道物种的概念。”

洪德元认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要从改编教科书抓起,要改变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增加经费支持,“这些才是长远发展的基础。”

随着部分专著的出版,目前,他正专注于主持《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著工作,这将是植物分类领域继《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后,横跨7个国家,由我国主导,英国、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参与的又一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您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用功?”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洪德元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但身体好,是我作科研的资本。”

采访结束后,他娴熟地驾驶着那辆蓝灰色沃尔沃小车,载着妻子驶去。落下挥别的手,岁月在他的身上,仿佛静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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