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科教育领域里，课程与教学经常被提及，而教材则相对冷门。其实，教材、课程、教学都是育人的重要载体，三者紧密相关。一本高质量教材的出版，往往离不开课程与教学的经验。在开设一门课程前，团队往往先编写一本讲义，然后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一本教材并出版发行。接下来，通过几次的修订与再版，打磨成一本精品教材，被大面积推广使用，最终实现应有的育人价值与功能。

当前，我们有很多“讲义—教材—精品教材”的案例。在“讲义—教材”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如由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苏维宜主编的《近代应用数学基础》。这是一本适用于非数学系学生的经典数学教材，于2006年开始编写，2007年、2009年两次印成讲义，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近代应用数学课程中投入教学，之后边教边改、不断完善，最终于2015年正式出版。

在“教材—精品教材”方面，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资深教授王道俊、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比较典型。该教材自1980年出版以来，共经历了7次再版，累计发行600余万册，是教育学的经典教材。每一版的修订都依据时代的发展，纳入最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对教材体系、逻辑框架、内容选编等作出相应调整。

可以看出，从讲义到精品教材的过程离不开好的教学。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好，教材才能发挥应有的育人作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现指数级增长，知识类型和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什么知识能够进入本科教材？怎样编写这些知识？如何依托于课程？采用何种方式教给学生？这些都面临着许多挑战，也增加了教材与“教”“学”深度融合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如果从闭环的角度，实现教材、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便能更好地提高育人效果。

在教材方面，优秀的本科教材有自身的理念和框架，内容以体系性为主、前沿性为辅，既要保持知识的稳定性，也要有一定的开放性，给“教”“学”留有空间。例如，《近代应用数学基础》是面向非数学专业学生的经典教材，也是对另一本大理科丛书——《高等数学》下册第六章的补充与扩展，主要包括集合论与近代数学基础、线性空间和线性变换、点集拓扑、泛函分析基础、分布理论、流形上的微积分等内容，有针对性地满足大理科模式下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学生对近代数学知识的需求，留有余地，为进一步学习发展奠定基础。

在“教”的方面，在一门课程中，教师通常要明确课程的目标、内容，使用合适的教学法。如果教师是教材编写成员之一，且具有扎实深厚的学科基础，那么整个教学过程就会更加自主、灵活、高效。这是因为教师首先更加清楚教材编写的理念、与其他同类教材有何区别，并在课程讲授中贯穿这一理念。经过几轮的教学，他可以根据学生普遍的学习反馈，不断打磨教材、形成修订版，实现“编写”与“教学”之间的良性循环。

其次，在教学内容上，资深教授往往不依赖某本教材，而是同时使用几本教材，有些知识点是这本教材编得好，有些知识点是那本教材编得好，再补充一些国际前沿研究内容，自主性更强。此外，文科教授还关注历史溯源与发展，自由度更大一些。

第三，有经验的教师懂得依据教育对象的不同，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等。例如，面向大类培养学生的通识课，一般是大课教学，教学内容求“全”不求“专”，考核形式较单一。面向大三、大四学生的授课，教学内容更加聚焦专业，考核形式更加多元。总之，“教”不是独立的，“教得好”是好教材落地的第一步，教师大有所为。

在“学”的方面，“学得好”是好教材落地的第二步，也是教材实现育人功能的最终归宿。对于学生而言，“学”有三个重点。一是课前预习，带着疑问进课堂。二是课堂上认真听讲，主动参与研讨互动。三是课后的深度学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科教育不同于高中教育，教师不会在课堂上把每一个知识点讲透、讲深，课上听课常常是一种浅表化的学习，只有课后下功夫，通过温习教材全部内容、查阅中外文资料网站、同辈群体讨论等，才能“学得深”“学得透”“学得通”。

（作者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