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河南大学主校区的所在地，正是20世纪初中国科举考试终结地——河南贡院。该校区的近代建筑群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贡院位于古都开封。在这里，河南大学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并建立了两个校区。不久前，河南大学在庆祝建校109周年校庆之际，又正式启用了它的第三个校区——龙子湖校区。不过，这个校区不在开封市，而是在距离开封不到百公里的河南省会郑州。

这意味着，河南大学由此成为一所在省会办学的高校，有人将这类高校称为“省会大学”。

如果回顾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布局变化，会发现如河南大学这样将自身的办学触角伸向省会或省内大城市的大学在逐渐增多，而这一现象也在悄然改变着我国高校的整体布局。

被向往的“省会”生活

实际上，今年以来，向省会城市搬迁的高校并不止河南大学一所。

8月26日，山西师范大学在其官网发布一则《山西师范大学医院招聘人员公告》。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公告招聘的学校医务人员工作地点并不在山师大此前的校址——山西省临汾市，而是变成了省会太原。这标志着盛传已久的山西师范大学整体迁址太原一事尘埃落定。

此前，早在2019年，原本位于晋中市的山西农业大学便和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合署改革，合署后改名为“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并分成了晋中、太原两大校区。在合署改革一年后，山西农业大学将其注册地也变更为太原市。

在华北地区，石家庄市今年7月发布新闻，提及要推动河北工业大学在石家庄建设研究生培养基地。8月2日，河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伴随着这些动作，河北工业大学回石家庄的消息刷爆河北人的朋友圈。

在安徽省，安徽师范大学今年1月已经与合肥市人民政府达成合作意向，拟将位于合肥的肥西师范学校成建制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办学半个世纪的安师大由此成为“省会大学”。

……

为什么这些原本在非省会城市发展的地方高校，开始“向往”省会生活了呢？

在长期关注国内高校布局的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国瑞看来，国内很多高校建在非省会城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先是在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阶段，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企业、高校共生的现象，这一点在东北地区非常明显。”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国瑞表示，在“大三线”建设时期，出于国防需要，我国在大后方建设了一些与国防工业等相关的高校；“文革”期间，由于中央推行面向工农办学等措施，一些高校也被迁往偏远城市并再未能回到省会城市。此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曾兴起一场市办大学风潮，导致许多地级市也兴办起了高校。

这些举措几乎全部出于政府的调控需要，而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需求决定大学的存在价值，资源决定大学能否生存下去，由需求和资源等构成的空间则决定一所大学在体系中是否具有独立位置。”刘国瑞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上述因素通过政府的调控能够达成平衡状态，加之各地区之间收入等差距不大，城市对大学生存发展的影响不是特别突出。因此，在政府的统筹规划和计划调控下，各地形成了城市、产业与大学的稳定关系。

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调控方式的调整，在有些地方，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

已破坏的要素平衡

在采访中，记者粗略统计了太原与临汾、郑州与开封两组城市近4年来的GDP变化。结果显示，2017年~2020年，太原市每年的GDP大致分别为3382亿元、3884亿元、4028亿元，以及4153亿元；相比之下，临汾市每年的GDP大致为1320亿元、1440亿元、1452亿元，以及1505亿元。如果将两地GDP逐年相减，会发现四年间两地的GDP总量之差从2062亿元上涨至2648亿元。

相较于太原与临汾，郑州与开封的差距要更加明显。经粗略统计，4年间，两地的逐年GDP差额从2017年的7195亿元上涨至2020年的9632亿元。

“地方高校向省会迁移现象主要出现在新世纪，其背景便是国内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拉大，高等教育在省域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此，刘国瑞分析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提高，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需求、资源和空间三要素的平衡已被打破，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受区域环境的影响。

受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也表示，目前除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而在目前一流建设以及各种排行榜的驱动下，地方高校希望能够在更有天时、地利的环境中办学，所以高校向省会城市迁移也就顺理成章。“谁当校领导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内生动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就在山西、安徽等地的高校纷纷要挤进省会城市的同时，在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一场几乎是相反的高校布局也正在进行。以广东省为例，目前该省正在强力推进在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非省会城市布局建设高校。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该省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加强粤东西北地区高校建设，采取多种支持方式，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下沉到中等城市和产业聚集区。

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玉平看来，广东地区与安徽、山西等地的情况，恰恰代表了我国高校目前在一体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的两个不同阶段。

崔玉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上世纪末，最初是以“大学城”形式出现的。然而，这种形式只做到了将高校在物理空间聚在一起，更像是一个高校“聚集区”，并没有起到“一体化”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高校也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对于国内大部分省域来说，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目前还处于‘高低聚集’的空间状态，空间集群效应依然占主导地位，而对于发达的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它们已经处于‘高高聚集’的空间状态。”崔玉平表示，这些地区已经由高校空间集群阶段向一体化阶段迈进。此时，辐射、扩散和溢出效应开始占据主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高校开始向周边扩张。“不过，这只出现在国内的少部分地区。”

应重视的财政杠杆

谈及如何看待目前高校纷纷向省会城市迁移的现象，受访专家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正如崔玉平所言，“如果站在高校和地方政府角度，我赞同这种迁移，毕竟通过这一方式，高校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各种资源，地方政府也可以就此聚拢更多人才。然而，如果站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空间布局角度，这种现象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的均衡分布”。

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别敦荣曾概括过普及化阶段的一些特征，其中就包括公平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过程，在于逐步让所有适龄人口均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公平特征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仍有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大致包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学生，以及因自身原因没有机会接受完整基础教育的学生。”该文章指出，以上人群中大多数处于偏远农村贫困地区。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解决这些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彰显普及化高等教育重视公平的特征。公平程度越高，高等教育越发达。

显然，高等教育资源过分富集于中心城市，并不利于上述人群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别敦荣说，以临汾市为例，当山西师范大学迁走后，临汾当地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足问题，是否还需要重新建立高等教育体系？而一旦“重打鼓另开张”，其耗费的资源是否会更多？而新建高校要达到现有高校的办学水平，则所需时日一定很长。

既然如此，地方政府又该如何作为？

“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可以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财政拨款上给予非省会高校更多支持。”别敦荣坦言，因为相对而言，非省会城市政府既缺乏资金，也没有省会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只有增加投资，才能保证非省会高校具有一定的办学优势。“公共财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非省会高校与省会高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前者的迁移动力也就会越来越大，这是很自然的。”

而在目前地区间高等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心态却往往是“扶强不扶弱”，即更多地扶持具有一定实力，乃至可以冲击“双一流”的地方高校。某些非省会地方政府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扶持本地区高校的政策，如镇江市“十四五”规划表示支持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创建“双一流”大学；新乡市“十四五”规划支持河南师范大学争创“双一流”建设，但这些地方数量相对较少，且基本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杠杆，政府要会用这个杠杆对不同区域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调配。”别敦荣表示，过于平均分配资源自然不能形成合力，但过分强调“扶强不扶弱”，也会导致不同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差距过大，这其中的平衡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尚缺乏的高教土壤

在专家们看来，地方高校向中心城市迁徙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国内知名高校的校址几乎全部在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普通的地方城市很难发展出高水平高校。

今年4月，上海软科发布了2021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600强榜单，在排名前50位的高校中，位于直辖市的高校有18所，位于省会城市的高校有28所，其余4所高校分别是位于厦门的厦门大学、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位于大连的大连理工大学，以及位于苏州的苏州大学。

与之相对的是，国外有大量知名大学在某个小镇上发展几百年，最后与小镇密不可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学镇模式”。如英国剑桥大学位于乡间集镇剑桥、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只是位于小城伊萨卡……

对于那些依然处在“小城市”的地方高校来说，是否有可能借鉴这种“学镇模式”呢？

对此，刘国瑞直言，欧美国家形成的“学镇”现象是具有特定历史和国情因素的，当下的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复制的可行性。

“这是因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受此前提到的需求、资源和空间因素影响外，越来越受交通、宜居环境、就业、教育、待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刘国瑞表示，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较大，而这是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

本世纪初国内某些地方兴起的“大学城”，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对于学镇模式的某些探索。但是，由于其仅仅是将高校聚集到一起，并没有与周边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也没有与地方的经济和企业发展形成配套体系，因此在崔玉平看来，这些尝试并没有在高校发展形态方面产生“化学反应”。

“这背后的症结在于高校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诉求关注得不够。”崔玉平说，时至今日，大量地方高校还在强调论文，强调高高在上的科研成果，但实际上它们要想在某地长久生存并最终建立稳固连接，靠的其实是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然而，在别敦荣看来，这依然不是学镇模式难以在国内复制的根本原因。

“坦率地说，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镇模式施行的一个前提是，高校本身以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不浮躁，能够沉下心来，允许一所高校在某地区‘自然生长’，并慢慢与当地融合。”他坦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大环境下，很难有高校能有这样的“心境”。

“有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别敦荣表示，在各种“工程”以及大量排行榜的影响下，高校会陷入盲目攀比、恶性竞争的环境中，加之行政力量对高校发展的影响依然过大，“至少在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还缺乏允许在某个小镇依照大学逻辑踏踏实实经营一所高校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正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