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可以转学，这在很多人听来似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但最近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学生就转学到了井冈山大学，目前正在学校办理相关手续。

这并不是唯一一例中国高校转学。如果对大学转学一事还有印象的话，可以回想起，2011年北京大学学生周浩转学技校，以及2015年湖南大学一次性接收17名外校硕士生转学的新闻事件。前者“由上而下”被视作个性化选择的典型，而后者“由下而上”却被揪出高校腐败问题。

在中国，高校转学有明确的十不准，包括入学未满一学期、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取分数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等。门槛虽高，但并非完全禁止。但高门槛却切断了一些人才培养的可能性，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当下，多样化是重要特征。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心态，认为从低往高转学是走捷径，当中会涉及理不清的教育公平问题，因此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样的“捷径”究竟允不允许存在，要不要鼓励学生去走，却很少做思考。

起码在美国高校是允许的。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大一、大二时就读的是加州一所普通的文理学院，他是通过转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成为一名佼佼者的。

看似轻巧的一个陈述，实际上，和众多转学生一样，奥巴马没有走任何捷径。因为美国转学的难度远比新生考学要大得多。每年高校接收转学学生的数量基本与该校休学、辍学、转学他校的人数持平。这也就意味着转学是小众、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为。

之所以能够完成转学，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学分互认制度。高校支持学生的转学需求，但学生也需要向被转入高校争取更多的课程学分互认。

而我国虽然通过跨区域联盟、在线教育等形式，建立学分互认机制，但学分互认的可用武之地还是较为有限。不得不说，学分互认在辅修、第二学士学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涉及转学、牵扯公平问题时却又失灵了，所遵循的又是能下不能上原则。

这就像从前高校的转专业政策，考虑到公平问题，只能从高考录取的高分专业转入低分专业，却无法从低分专业转进高分专业。但随着实践的检验，发现学生并不会盲目流向高分专业，这一限制又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打破，学生可以自由地转入本校任一专业。

未来，我国的高校转学行为能否以学分互认为依据，打破“能下不能上”的限制，这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