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尤其是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现在，斗争远远未结束。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6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新冠疫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动物和食品的快速流通，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和营养条件的改变，生态环境的改变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机会。文明和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而70%以上的新发或再发传染病与野生动物有关或者来源于野生动物。我们正面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的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复杂性的加剧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共卫生。

“非典”期间我们都在做反思，之后我们好像一切回到原点。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又会回到原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事实上，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无法解决当前的公共卫生问题，任何一个单独的机构、组织、国家都无法解决当前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健康问题？有人提出了“One Health”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把人的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而不是人医研究人，兽医研究动物，而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则少有部门过问。如果是这种割裂的局面，是很难实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理念的。

此前，我将“One Health”翻译成“全健康”，“全”字包含“人、土、王”三字，体现了人、环境、动物和治理的概念。这个翻译得到了很多同道的认可，并得到推崇。同时，我认为，中国开展“全健康”理论与实践研究势在必行。

“全健康”作为系统性思考和研究人类、动物、环境健康的新策略、新方法和新学科，所涵盖的领域多样、学科交叉且仍在不断扩增，但其核心是在个体健康的基础上强调群体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全健康”究其研究重点，既包括人兽共患病，也包括比较医学研究——比较人和动物疾病的相似性，比较人和动物的共性和特性。目前“全健康”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健康治理过程中进行实践和应用，为“人畜共患病”造成的卫生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途径，比如澳大利亚、蒙古、秘鲁和坦桑尼亚等。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加速趋势，国际上很多机构基于“全健康”理念在疫情监测、病毒溯源等方面开展研究。

相比国际上设立的诸多“全健康”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教育和研究机构、研究基金等，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政府机构。经过几次机构改革，人的健康仍然是卫生部门管，环境仍然是环境部门管，动物健康则分为农田里的动物和森林里的动物并归属不同部门管。因此，我国开展“全健康”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重视与大力投入。

“全健康”从“人类—动物—环境”健康的整体视角解决复杂健康问题，强调多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协作交流，是积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全健康”通过统一收集分析人类、动物和环境在疾病防控的综合信息构建传染病综合预防网络，是上海建设全球最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

2019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共同成立了全球健康学院，提出医学教育中必须培养学生全球健康的理念，今年暑假我们率先在国内为医学生开设了《全球健康》必修课。今年5月8日， “上海交通大学—爱丁堡大学全健康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将聚焦医学、兽医学和环境科学以及健康治理之间的“交叉点”“盲点”和“难点”，围绕人类、动物和环境科学之间的重大交叉领域和治理体系开展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先期将启动若干的交叉研究方向。我们也将依托崇明岛和海南岛建立两个全健康研究基地，推动形成若干原创性、引领性、可转化的研究成果和治理范式，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人民，为人类健康共同体作出我们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根据其在第348期东方科技论坛发言报告的部分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