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钧 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资深院士。

时钧在讲《化工热力学》。

1995年，时钧（中）与陆小华和冯新合影。

前几天，南京工业大学刚刚评审产生了第十二届“时钧班”，电气1703获得了第十二届“时钧班”荣誉称号，化工1701、生工类1701等10个班级获得了“时钧班”创建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学校让我给师生们讲一讲时钧先生的事迹，我欣然领命。

1984年，我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跟着时先生硕博连读，是时先生带出来的第一届博士生。我爱人冯新也受教于时先生。我的父母也是南化教师，我家与时先生为邻，所以对他了解较多。

2005年时先生因病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授课、治学、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交响乐般的授课艺术

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求学时也“追星”，只不过追的是时先生这样的大师。

时先生当时给我们上《化学原理》和《化工热力学》课，是在中大楼325教室。这是一间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往往还没到上课时间，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几乎所有本专业的学生、教师都会来听课，许多外专业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来晚了的只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

听时先生讲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他有一种牵着你的思维前进的本领，一面听一面脑中会出现疑问、渴求解答，接下来果不其然是完美的解答，但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很想听他进一步剖析，正意犹未尽之时，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时先生的授课天马行空、潇洒俊逸，这与他严谨治学、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是分不开的。我家住在时先生楼下，每晚时先生家都到夜里一两点才熄灯，他经常备课到深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任教。他学识渊博、风度潇洒，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成为弟子们仿效的楷模。

他的弟子、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先生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原理课程。学生们见这位教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就给时先生“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由此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也是时先生的学生。他说时先生的课“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主题不断出现。我干了很多行，但时先生教给我的是普遍规律，不管干什么，都能起到主旋律的作用，让我终身受益”。

不做学生的“保姆”

时先生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在4年后诞生。

他和多名教授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该建议被高教部批准，由时先生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批化学工程专业。

他还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代表，应邀参加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先生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此时，他已经将满身的才学、知识赋予了新中国建设的远大抱负中。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时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一面。他不仅凭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是凭借协调能力，带动一批人、出大成果。他带研究生时，总是给予客观的、前瞻性的指导，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像保姆一样，自己一有困难教师就出现。时先生却从不做这样的“保姆”。他是标杆——总是给你制造一个跳得更高的标杆，让你自己来跳，而他则不断地提升杆子的高度。比如一个实验，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却让我自己去做，去不断地接近结果，而他则在背后注视、支持和适时地指点。

时先生常利用各种场合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听自己的博士生讲述。我读博期间，不仅要向国内顶尖专家汇报，还要向国际著名学者汇报，进步非常快。那个年代，我国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规则和要求都不够清晰，但时先生总是自觉地用国际水准来要求学生。

当初学校的文献资源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时先生亲自挑选国外最新、最好的资料，让其他教师和学生来分享。正是由于他这种毫无私心的襟怀坦荡，才使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科逐渐发展，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

时先生与弟子们合著文章，在署名时，时先生总是把做事最多的学生放在首位，这是时先生考虑学生的毕业问题所安排，同时也要让学生尝到科研带来的充实感、成就感。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为时先生所作的诗句，意在赞扬时先生“桃李满天下”。时先生的学生中能涌现近20位院士、百余位教授高工，与他倾注全力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扶持后学是分不开的。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先生就是一位化工高等教育的巨人，也难怪学界评价时先生是“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外界总是惊讶南工大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化学工程人才？这背后正是时先生超越常人的前瞻眼光、培植后学的无私襟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一代代传承的结果。

执着信仰的有志之士

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做学问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

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时先生去外地出差，火车很挤，不停有人挤时先生。为了保护先生，他的动作大了一点，态度生硬了一些，却惹得时先生板起脸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来徐南平常以“九思”自省，就是取义于“色思温，貌思恭”，也就是时先生希望的那样—— 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人以温和、恭谦的形象。

时先生也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我曾听时先生的子女讲起一件趣事：1952年，曾经有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到时老师家门前躺下。原来清华大学想调时先生回清华任教，学生们都舍不得时先生走，便用这种方式挽留时老师。时先生向清华汇报了，清华立即作出回应，破格同意时先生带领的班级都去清华。但时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陪伴自己的学生。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我还听人讲过时先生的“罗曼史”：当时先生和师母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到课余时间时先生就去找她。别人问他，清华离燕京大学那么远，他是怎么过去的。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周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