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讨论过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究竟是只发生过一次的个别事件，还是研究既往时间中的“规律”？他认为，该问题本身从根上就没有问对，因为只能是后者，而不可能是前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当下，我们已处于未来历史学家重点研究、关注的节点。那么，在当下的“历史”中，我们是否能有一些留给未来的启示呢？

在笔者看来，至少201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中，便有一个可以留给未来的启示，那就是“联合学士学位”相关规定的发布。

该文件第十六条规定，“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之间，可授予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联合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应根据校际合作办学协议，由合作高等学校共同制定联合培养项目和实施方案，报合作高等学校所在地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

那么，两所大学或多所大学之间，为何需要设立“联合学士学位”？简单来说，专业是一组课程。如果两所高校的学科和开设课程各有优势，此举就可以让学生在两所学校都能学到优质课程，从而兼具两所学校的优势。

举例来说，在本科教育中，北京大学有个名为“艺术史论”的专业，该专业的学科基础和课程质量都非常优秀。但艺术本身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需要“上手”，也就是说直接参与艺术训练和艺术创作。“上手”过程至少传递着特殊的缄默知识。只有明言知识，那么培养出来的“艺术史论”专业的学生在知识层面会有所欠缺。

然而，在学科设置方面，北京大学并没有设置艺术实践的学科，难以为学生提供“上手”的好机会。但北京有很多优秀的单科性艺术院校，如果北京大学能够与这几所高校签订校际协议培养“艺术史论”“联合学士学位”专业学生，则无疑将为中国和世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新一代“艺术史论”专业人才。

回到当下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在阻碍世界原有发展进程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之一便是在疫情背景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更多对国家忠诚、对业务专精的涉外法律人才，能够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谈判和国际合作中，为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服务。

最近，多位政协委员在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指出当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存在总量偏小、质量不高、经验不足等问题，不能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和日益多元化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那么，联合学士学位能否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呢？

从“涉外—法律人才”的概念本身，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种以职业为主的专业人才。其知识结构需要跨学科背景，基本知识必须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二是外国语言。第三方面的知识结构虽不必需，但也十分重要，就是根据自己未来服务和工作的法律领域，在相关方面具备知识背景。

从“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看，较为简洁可行的是扩大法律硕士招生中各语种人才的生源录取，但前提是各语种人才在本科课程的通识教育中，有法学基础课程作为铺垫。第二模式就是各高校增加法律专业辅修和双学位，积极鼓励语言类专业学生选修；同时在学校增加各语种辅修和双学位，积极鼓励法律专业学生，包括法律专业学术型、职业型硕士选修。

该模式需要高校在语言类和法学类学科设置方面都有很好的学科、教学作为依托，而两个学科都有均衡实力的高校并不多。因此，在这方面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校合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在分工方面强调单独学科聚集而形成新的高等学校，比如重点发展外语学科和外语人才培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重点发展法学科研与教学的中国政法大学等。这样的调整同时意味着，前者的法律科研和教学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后者的语言学科和教学也难以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当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之所以困难的溯源。我们需要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联合两所或者多所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力量。

有了联合学士学位的相关规定，我们注意到一种新的可能，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可以联合起来，培养具备多语种特征的“涉外—法律人才”，其中一半语言类课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法律课程在中国政法大学完成，学生能够在两校各取其长。

联合学士学位的基本规定已经颁布，教育实践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特别值得期待，因为这是当下中国的迫切需要。可以预测，此类实践中在教育财政方面、学生管理方面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学生财政拨款拨给哪所高校、学费如何收取、学生数如何统计、学生发生意外哪所高校负责、学生在哪所高校评奖评优等。

在这方面，《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也有瑕疵，因为该规定要求通过高考招生。这样，两所高校在读学生如果学习期间产生成为涉外法律人才的成长愿望，参加这个专业的学习就将面临很多困难，也难以满足“涉外”和“一带一路”发展对多语种的要求。

我们期待这方面的教育实践早日开始，由此形成的力量能在当下击入未来的“历史”中，使得世界更加美好。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