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虽然各高校正常的教学运行秩序已被打破，但并没有阻碍一些高校在教学制度改革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不久前，山东大学便对外宣布，为加快本科专业现代化升级，该校将立项建设17个微专业。

山东大学的微专业，指的是在本科专业目录以外，围绕某个特定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提炼开设的一组核心课程。此次山大设立的17个微专业项目，其课程来自该校的10个学院。

虽然此前国内也有高校进行过类似探索，但山大此举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在疫情期间推进如此规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山大有着怎样的考虑？

概念之争

“微专业”概念最早源自线上教学。2013年，国外慕课平台edX发布了一组系列课程，将隶属同一知识门类下多门课程组合开设，开启了世界范围内首个微专业模式。

目前，微专业的存在形式依然以大学专业的线上教育为主。很多慕课平台也与高校及企业合作，开发了大量的微专业。但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开始独立设置“微专业”课程。如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面向全校开设14个微专业课程；同年，洛阳理工学院启动“微专业”跨学科课程建设项目；华南理工大学则在2019年制定了《本科学生修读辅修微专业实施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高校独自开展的微专业建设，大多采取的是线上线下混合授课，甚至采取纯线下授课的形式，这与最初的微专业模式并不相同。基于此，有业内人士表示，此类改革更接近于高校持续多年的“辅修”模式。

“对本校注册学生经由面授的方式进行专业课程之外的一组课程的教学，在教育管理制度中很符合辅修（Minor）的概念。”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表示，准确地说，山大的此次专业改革，以及此前一些高校类似的改革，是在辅修制度和辅修专业设置方面一次有益探索。

对此，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刘传勇在受访时也坦承，此次微专业改革的核心的确属于辅修范畴，也可以称为“辅修微专业”，目前主要针对校内学生，将来条件成熟再逐渐对外开放。但他同时表示，他们在改革中也为原有制度赋予了新的含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改革，实现对学生跨学科的培养，实现对学生在某些学科内部的纵深培养。”

在刘传勇看来，山东大学在专业建设上的优势并不在于绝对数量多，而是有一批一流优势本科专业，且专业分布比较均衡。“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优势应当是在一流专业基础上，打造一批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包括跨学科复合人才培养、拔尖人才培养等。”他表示，微专业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灵活地围绕某个特定学科领域进行课程设置，实现对学习者灵活、系统的培养，并有效规避原有专业调整程序繁琐、“惯性”过大的问题。

“此次推出的微专业都是基于全新课程，而非原有课程的简单组合。这也是学校学科建设成果向本科教育教学转化的具体呈现。”刘传勇说。

新的特点

虽然对于山大使用“微专业”概念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对于此次改革本身的重要意义，卢晓东却持非常肯定的态度。

“应该说，类似于山大这种围绕少量核心课程所进行的跨学科辅修专业的设置和制度改革，国内高校此前也曾有所尝试。”据卢晓东介绍，早在上世纪末，“电子商务”专业尚未进入本科专业目录时，他便参与了北京大学“电子商务”辅修专业的设置。2015年前后，清华大学也创造性地开设了一批新型辅修专业，比如“学习科学与技术”“智能交通”“科学技术史”等。

然而，山东大学的此次改革却有两个此前未有的特点。

“首先是规模，同时创造性地推出17个新型辅修专业，这在此前是没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山大推出的多个辅修专业与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专业有着密切联系。”卢晓东说。

据介绍，山大所推微专业的内容包括了“北斗新时空技术与应用”“生物微电子”“医学植入体增材制造”“智慧交通与智能建造”等。其中，与“新医科”有关的专业就有“医学数据学”“健康管理与政策”“老年与慢病照护”等共7个。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校长樊丽明本人便是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17个微专业中，也包括了“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国际中文教育”等“新文科”辅修专业。

“正如此前所说，类似微专业的课程设置，其特点就在于灵活，可以随时贴近专业改革、学科建设的大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保持学校整体的专业活力。”刘传勇表示，除此之外，这种设置还可以激发研究人员的教学热情。

据他介绍，山大所设置的微专业课程大多围绕某个新技术领域，而该领域的部分科研人员平时承担常规的本科专业课教学任务并不多。“微专业”的设置可以将这部分研究人员纳入本科教学主渠道，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本科人才培养直接对接。

类似设置在其他高校也存在。比如自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在校内实行了“荣誉辅修”课程改革，而这些课程主要依托的也是校内众多研究平台，以及有重点课题的研究团队。

“依托这些团队设计一些前沿性、符合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课题，并围绕这些课题规划若干门课程，这就有效地将教学与科研结合了起来。”受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表示。

政策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之前，我国高校对于辅修学位的管理一直遵照的是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简称《41号令》）。《41号令》第十六条规定：“学生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可以申请辅修校内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可以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者修读课程，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

然而，201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却规定：“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可向本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授予辅修学士学位。授予辅修学士学位应制定专门的实施办法，对课程要求及学位论文（或毕业设计）作出明确规定。”

“《41号令》对于辅修专业设置与教学开放的‘口子’还是比较大的，与教育规律和国际惯例接轨，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却为辅修专业教学运行设置了不必要的门槛。”卢晓东表示，一般的辅修专业课程只有16~30学分，如此少的学分意味着高校很难授予学生“学位”；同时，学位论文对于辅修专业的学生来说并无必要，也有些苛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开设辅修专业的积极性，也导致某些希望继续开展相关教育的高校，只能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设置不同名称的“类辅修专业”，规避《办法》中的某些限制。

受访时，刘传勇也表示，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确没有在政策层面推动辅修类专业的设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设置高质量的辅修专业，但这并不妨碍对某些有足够实力和条件的高校进行一些政策鼓励，以此丰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刘传勇说。

对此，龙永红却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不能奢望教育部对任何工作都进行政策扶持，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在教育部‘风向标’的指向作用下盲目跟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龙永红看来，教育主管部门更需要做的是给高校足够空间。

“教育部不给高校设限，而是鼓励高校自己探索，并在探索过程中自主进行相关的制度设置，这反而会激发学校的改革动力，推动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龙永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