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淳生院士忆恩师——写在张阿舟先生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敬爱的恩师张阿舟先生诞辰100周年。

在他有生之年，我与他有四十年的师生交集。这四十年，是非常不平凡的四十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太多！

这里，真是纸短情长，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现在，我只摘取几件难忘的事情，以此纪念恩师诞辰100周年！

张阿舟

首次拜访张老师

1961年，我于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南航）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飞机结构静动力实验室主任。

1962年，我开始从事结构力学的教学辅导工作。

1963年，学校出台了一项培养青年教师的政策：为知名教授选派助手。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我有幸成为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航空工程专家、教育家张阿舟教授的助手。

其实，对于张阿舟教授，我并不陌生。早在大学时，他就为我们上过《飞机强度计算》课。

那么枯燥而高深的课，经他讲解，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尤其，他在课堂上显露的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条理清晰的板书（那时上课写黑板），刚劲秀丽的粉笔字，让每一个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都终生难忘。

记得每次上课时，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这样可以毫无干扰地跟随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那真是一种享受！

从那时起，张阿舟教授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对这位大师级的老师，我除了崇拜，还是崇拜。

听说自己要成为他的助手，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不过，作为他的助手，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心里却有点儿紧张。一见面，张阿舟老师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握手，请我入座。

然后，他转身从背后的书柜里拿出一本英文书。他顺手翻开序言，笑着对我说：“今天，先考考你的英文吧，请把这段英语翻译给我听听。”

学俄语出身的我，在大学时只自学过一点英语，翻译起来自然是结结巴巴的。紧接着张老师又拿出一篇中文摘要，让我当场用英语叙述。

从来没有经过口语训练的我，支支吾吾地怎么也翻译不好，加上第一次见面时的紧张，讲着讲着，脑门上的汗水就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面对我的不足，张老师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却满是羞愧。

这一次会面，让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大师的风范和对我严格的要求，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英语补上去。

由于他的激励，让日后的我不仅将英语补上，还学习了法语。有了这两门外语的基础，才使得我在学术的大道上走得更远。

实践出真知的引路人

我留校当了飞机结构静动力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主任，当时的实验室只有一个实验员和一个工人。实验设备也非常简陋，只有几台电阻应变仪和一个悬臂机翼强度试验装置，用一个液压作动筒对机翼加载，测量机翼的应力分布。

当年，教研室老师们不大到实验室来，实验室冷冷清清。

当我成为张老师的助手后，有一天，教研室领导组织全教研室老师们参观实验室，请他们出谋划策如何把实验室建得更好。

来参观的老师们，包括张老师在内，提了一些宝贵意见。其他老师提过意见也就完事了。

可是，过了两天，张老师独自一个人来到实验室。原来，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有关飞机结构和强度的英文书，这本书有板屏桁条参入受力和板屏蒙皮失稳问题的叙述。

他让我看看，然后根据书中的理论，设计两个试件，作为本科生两个基础性结构强度实验，让学生们通过这两个实验，深入了解飞机结构中桁条是如何参入受力的，蒙皮是如何失稳的。

我当即领受了张老师布置的任务，并认真地照他意见去做。结果，我成功地设计和制作了两个实验装置：一、板屏结构的桁条参入受力实验；二、悬臂结构板屏失稳实验，而且设计计算和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这两个实验形象、直观地说明了飞机结构中两个重要的力学概念，对于飞机设计人员特别有用。

学生们也非常感兴趣，直到现在这两个实验仍然被保留着，成为飞机设计与强度专业学生必做的实验。

当时，张老师对我完成的这项工作比较满意！也初步看出我的科研工作能力。

后来，他还指导我建立了起落架落震实验。60年代张老师开始招收研究生，他从研究结构静力学转向研究结构动力学。

他的研究生也开始从事机械振动研究，但实验室缺少振动实验仪器设备，他就让我准备振动实验设备。他第一个研究生做“悬臂板的振动实验研究”。

这样，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非接触式电磁激振器和传感器以及配套功率放大器、测量设备。动态实验需要一台示波器用来观察从传感器输入的振动波形。

为了买到适用、价廉物美的示波器，他派我去电子工程系学习示波器。

我学会后，又让我向该系借一台示波器回来，然后要我向他讲讲示波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如何接传感器、中间还要匹配什么仪器等等。

我讲解后，他还要亲自操作一遍！最后，把采购仪器清单定下来。花了半年多的功夫，我完成了这套悬臂板的振动实验装置。研究生也就借助于这套设备，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

张老师第二个研究生研究梁、板结构振动，需要大功率激振器及其匹配仪器设备。

1963年，正好我从沈阳带学生实习回南京，特意路过北京，参观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北航）飞机结构静动力实验室，发现该实验室有一台从荷兰菲利浦公司进口的、能出1公斤激振力的电动式激振器。

当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很紧张，南航又没有条件从国外进口，只能依靠自己设计和制造。

于是，我当场就向该实验室的实验员借了一本该激振器的说明书。进口设备的说明书只有英文版的，而且只有一本。

那个年代还没有复印机，我赶紧跑到楼道的窗台下桌子上，把说明书的主要内容抄下来，并徒手绘了一份结构草图。

回到学校后，把这份手抄的英文说明书给张老师看，并表示我自己想搞这种激振器，因为他的第二个研究生迫切需要这种实验设备。

他连连点头，并鼓励说：“要搞，就要搞出我国自己的电动式激振器！”

我从原理开始琢磨起这个东西来，并不断向张老师请教，3个月下来，总算把原理搞明白了，并提出了电动式激振器理论模型。经他仔细审核和修改后，我开始实际制作。

先准备材料，然后制作，一环接着一环。最后，做实验时，才发现性能根本达不到要求。

面对一次一次的失败，我没有气馁。两年后的1966年，终于搞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电动式激振器”，用它完成了张老师第二个研究生的结构振动实验研究。

不过，当时这个激振器的激振力只有1公斤，后又在张老师大力鼓励下，不断优化激振器的结构参数，不断提高激振力。

不久，激振力提升到10公斤、20公斤。后来，由于我校研制“长空”无人机全机振动实验的需要，研制出激振力达100公斤激振器，形成了一个JZQ励磁式电动激振器系列。

但这种激振器运行时除了要交流电，还要直流电，加上交流电与直流电互相干扰，性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激振器发热较严重。

从1975年起，在张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开始对这项技术进行改进。

一年后，在励磁式激振器的基础上，又成功地研制了JZQ-5型永磁式电动激振器。针对第一代激振器存在的不足，采用了无骨架玻璃钢和非线性弹簧，同时采用了永久磁钢。

之后，开展了WFB宽频带激振器研制，并将JZQ-5型永磁式电动激振器发展成为系列，后者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国防专用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就这样，我先研究“励磁式激振器”，后又研究“永磁式激振器”，再后来又研究“高能激振器（获国家技术发明四等奖）”，最终形成了电动式激振器三个系列，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性能指标和法国同类产品相当，某些指标还远远超过法国同类产品。

在以后近30年中，该激振器占领着我国市场，在科研、教学和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一些重要的工程结构，如飞机、导弹、汽车、机床、水坝等提供了急需的振动实验手段，改变了我国电动式激振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

产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打入了国际市场，打破了国外在电动式激振器技术上的垄断，为我国长征火箭模态实验和歼-8系列飞机、运-12飞机和我校“长空”无人机、直升机的全机共振实验作出了贡献，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里，很多关键环节都蕴含着张老师的辛劳和智慧，是他“高瞻远瞩”引领的结果，是他“画龙点睛”指导的结果！

开始，张老师的研究生们做模态实验用单点激振方法，最多也只有两点激振。

而对于大型航空航天结构，要获得有用的模态实验数据，必须采用多点激振。

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我不断努力、争取，从北京展览会上买了法国Prodera公司出产的一套残缺不全多点适调激振设备。

当时，张老师开始研究复杂结构，如机翼乃至全机模态实验，他就提出让我对这套残缺不全的仪器配套进行“修缮”，能够实现多点激振、多点采集的结构模态实验。

到1980年底，我终于把这套残缺不全的仪器配齐了，成功实现了一个机翼4点激振、20点激振的模态实验，并提出了新的模态纯度判据。

这时，恰逢邓小平同志号召向西方学习，要向西方派大量留学生。张老师鼓励我报名参加留学生的英文考试，去英、美留学。

但我觉得自己不及其他老师的英文水平高，刚好我在南京大学又旁听过半年的法文，因此决定考法文，希望到法国Prodera公司深入研究适调多点激振技术，真正把这个技术应用到我国飞机结构实验上来！

他十分赞赏我的想法。

法文考试合格后，我就被教育部派到法国巴黎居里大学（巴黎第六大学）作访问学者了。

临行前，搞振动研究的同事们和我合影（图1右）后，张老师特意到实验室，在我配齐的多点激振设备前和我合影。

图1 1981年10月，和张老师第一次合影

这是第一次和张老师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不仅是对我留学法国的期望和鞭策，更是对我整个人生在振动领域工作的期望和鞭策！

这样，我从1961年毕业到1981年去法国前，整整二十年，一直都在实验室工作，职称仅是讲师而已。

我除了上本科生结构强度实验课、辅导学生结构力学、强度计算课、给学生改习题本和答疑外，一直在张老师指导下，设计和制作激振器及其配套设备，从事悬臂、自由—自由梁、机翼以及复杂结构的振动实验研究。

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所有实验条件都靠自己创造！

这期间，我跟随着张老师逐步领会了他的学术思想和搞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他那重视实践、重视实验研究的思想。

他经常告诫我和他的研究生们：实验结果是第一性的，你要承认它，相信它！

他经常批判那种“搞实验的人，总不大相信自己实验结果；而搞理论的人却认为自己理论是绝对正确的”！

他经常强调：搞科研，一定要有应用！

在前20个年头里，我真正体会到：张老师那种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特别重视实验的科学精神是难能可贵、可敬的！也为我以后出国留学以及以后一生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振动领域的泰斗

1983年，在张老师建议下，将原来结构强度教研室搞振动研究的人员和直升机教研室搞结构动力学研究的人员合并，成立独立的“振动研究室”，张老师担任首任主任。

研究室成立后，以他的名义向航空工业部申请了400万元资金，在研究室老师们共同努力下，建造了新的“振动实验室”。

这栋全新的楼（现在的明故宫校区14号楼）是完全按照张老师的想法设计的，有一个实验大厅，有承力地轨，单点能承载10吨，满足中、小型飞机全机静、动力实验。

在研究室工作的每位老师有一间办公室，给老师创造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在当时情况下，在我校甚至全国都是少有的！

1981年，张老师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他手下很快招到多名博士生，工作十分繁忙，然而他的工作劲头越来越大。

1984年5月我从法国回校后，立即投入到全新实验室的建设、教学和科研工作。

当时组织上安排我担任了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张老师推荐我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

业务上，我除继续研究适调多点激振技术外，张老师要求我转向“机械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此时，我觉得个人力量有限，我的电子线路、控制技术方面知识浅薄，有必要组织一个课题组。

于是，吸收了我校无线电子学系鲍明、陈志强二位老师来到课题组，吸收了从北京钢铁学院刚毕业的一位本科生以及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一位硕士生为课题组成员。

1985年，张老师又从全国名校招收了4名博士生，其中一位从浙江大学考入的，张老师分给我指导，加入我的课题组。

我作为副导师，指导他搞机械故障诊断技术。当时还有几位老师先后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回到研究室。

每个人都带来一些新知识、新的研究方向，如：机械振动参数识别、振动数字信号分析、随机振动、复模态理论等等。

他们也先后成立了自己的课题组。张老师对每一个研究方向都感兴趣，都积极支持，都安排博士生参与课题组的研究，都委任课题组长为博士生的副导师。

顿时，研究室的科研工作特别活跃起来。

由张老师主持，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有时由老师作专题报告，有时请博士生作开题报告或论文进展报告，有时还邀请外来专家作学术报告。

每次报告，报告厅里都是满座，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在内50~60人。会上大家都抢着发言，自然张老师发言、插话最多。

由于他知识渊博、视野宽广，总会对报告内容从正反面、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使报告人以及参会者很受启发和教育。

我们课题组在张老师的精心指导和鲍明、陈志强老师大力支持下，以及其他老师和研究生共同努力下，机械故障诊断技术进展迅速并取得一些成果：首先提出了“频域相关谱”的概念，首次证明了从样本的有限傅里叶变换得到的三阶谱等价于三阶相关定义的三阶谱；首次提出了对同一滚动轴承具有多个同类故障诊断理论；在应用传统的共振解调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宽带解调技术，比共振解调技术能更有效地提取故障特征信息；发展了土木工程中的桩基检测技术。

这些成果在江南造船厂、南京钢铁厂等得到应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张老师还多次亲自主持和参加这些成果的鉴定会。

图2 张老师主持机械故障诊断技木成果鉴定(1988年)

其他的课题组在飞行器结构动力学、结构振动参数识别、复模态理论、连续质量有限法、环境振动等方面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还由南航学报出版了多期“振动专集”, 对推动国内振动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南航把振动研究室扩建成振动工程研究所，张老师担任首任所长，我除担任所党支部书记外, 兼任副所长。

这时我除了搞科研和教学外, 还得协助张老师处理所里的行政事务。

1986年10月，我随从张老师到杭州出席全国性振动行业会议。

会上，有人提议成立全国振动工程学会，当时有许多学校参与竞争，最终由于张老师向大会汇报了南航振动工程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得到参会人员的认可。

经大家投票表决，大会决定把这块“中国振动工程学会”一级学会的金牌挂到南航，这是当时一级学会挂靠单位落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的唯一一家。

后来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办起了《振动工程学报》全国性重点学报。

应该说，80年代是我们“振动工程研究所”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基本达到了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水平!

但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申报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历史的遗憾使我心痛，更加使我为此而奋斗，力图弥补回来。

直到2010年，国家科技部建立新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文件下达后，在张老师的杰出的博士生胡海岩院士和我共同发起下，在南航领导和航空宇航学院领导大力支持下，大家为争取这一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奋力拼搏。

在科技部的主持下，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单位在北京举行了最后一轮答辩, 我在答辩词中最后这样说：“诸位领导，诸位专家，在南航建立一个‘机械振动与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南航人多年的梦想，也是著名力学家、振动专家、航空工程专家张阿舟教授的遗愿！如果在座的领导和专家们能给我们这个机会，南航人定会更加努力工作，张阿舟教授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在场的领导、专家深受感动，最终申报成功“机械振动与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现改为机械结构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老师在南航工作了五十年，先后开创了结构动力学、机械振动和故障诊断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他带领我们这群年青人，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批国内外公认的成果。

面对已取得的成绩，他从不满足，总是鼓励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他的精神和眼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活到八十多岁，也不会轻易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我眼里的教育大师

1955年，张老师从南昌飞机公司调入南京航空学院，从一个富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变成一个二级教授。当时正是南京航空专科学校改为南京航空学院（本科），师资力量缺乏，好多课程无教师上课。张老师是哪门课没人上，他就上哪门课。

他先后讲过的课有：《飞机构造与强度》《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自动调节原理》《薄壁结构力学》《飞机强度计算》《理论力学》《直升机设计》《直升机部件设计》《直升机振动基础》《飞行器振动基础》《随机振动》等，主编或参与编写过《飞机强度计算》《飞行器振动基础》等多种教材，为南航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显然，即使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要编写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教材或教案，也是挺不容易的！还要向学生讲课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 他刻苦钻研，时间抓得特别紧。

在那不堪回首的文革时期，他白天被批斗，晚上还埋头学术研究，挑灯攻读最新的学术资料直到深夜。据说，有一次还闹出大笑话：在那个非常时代，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紧紧的。

有人发现他家里经常半夜三更还亮着灯，怀疑他家里是否藏有电台搞特务活动，于是军宣队带人去突击检查，进到室内一看，原来张师在灯光下读书治学呢！张师母在厨房正忙着为他做宵夜呢！我作为学生，第一次听到他讲“飞机强度计算”。

他讲课非常动听，往往一个高深的问题，他用很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讲得很透彻。

在讲到飞机强度标准时，他特别强调：标准是设计、实验和使用的结晶。标准就是工程技术上的“法律”，设计人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他的话我一直还牢记在心。

从2008年开始, 经过10年之久，我带领团队研究、起草和制定了超声电机技术军标和国标。

作为辅导老师，我多次听到他讲振动课。虽然同样一门课，每次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一次比一次丰富！

这也使我的“振动理论”知识逐步提高和扩充，为后来研究超声电机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学校向国务院报一批愽士生导师时, 他亲笔为我写推荐信。

每当我翻开这封推荐信，那一个个清秀、刚劲有力的字迹，激起我无限的回忆，对这位恩师无限的崇敬！他对我的支持、肯定和教导，永远铭记在心中，永远鼓舞我奋进！

1981年起，他被国务院批准招收固体力学博士研宄生，是我国首批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之一。

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飞机结构强度和振动研究的优秀人才。他们中许多已成为国家科技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不少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

其中包括胡海岩（曾先后担任南航、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现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向锦武（现任北航无人机研究所所长）和我等三名院士。

师从张阿舟教授40年中，我深深体会到：他是工程师中基础理论宽厚、科学素养良好的科学家；他又是教授中实践经验丰富、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工程师。

张老师特别擅长用他在长期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中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进行具体指导，这让我们受益匪浅。

张老师既善于从理论角度指出你由工程实际中凝练科学问题的不足，又善于从工程角度指出你理论联系实际的欠缺。

对于比较擅长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他经常指出其对某些工程问题理解上存在的差距，而对于我这样比较喜欢从事应用研究的人，他又经常提醒我如何在理论研究的深度上努力。他真是一位顶级的教育大师！

1994年，我从美国回来向他汇报要搞超声电机时，他说，你得把超声电机的机理搞清楚。根据他的指示，1995年上半年, 我把课题组成员集中起来学习，每周由我或博士后、博士生向他讲述超声电机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驱动与控制技术等。

他每次都参加，而且我们讲述时，他不断提问和插话，纠正一些错误观点，凝炼正确理论，使我们课题组成员对超声电机的机理有一个正确、全面、深入的认识：关键技术在哪里？如何克服？通过集体学习后，他得到结论：“超声电机运动机理十分神奇，完全基于我们以前熟悉的模态理论，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肯定能成功！”给我们课题组极大鼓励和信心！

1995年12月17日，当我们把第一台超声电机样机放在桌子上，在他面前转动起来的时候，他和我们课题组成员一样，无比的高兴，并向我竖起大拇指：“转动了，太棒了！”

遗憾的是，就在这次来实验室观察超声电机首台样机运转以后，他得了病，并逐渐恶化。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此后，我们再也没有邀请他来过实验室，但我们还常去他家或医院看他，他还常常问起超声电机研究进展。

一直到2003年病情已经很严重，他还牵挂着超声电机。

总之，超声电机研制成功，与张老师的支持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中国航空界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张老师一直怀着“科学救国、航空报国”的理想。

从他懂事起，国家一直是内忧外患、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小他就有“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思想。

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刻苦学习，以优秀的成绩完成大学的学习。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航空工程系助教。

后来参加了我国初级滑翔机和运输滑翔机的设计工作，一直到他参加庚子赔款考试，以第二名成绩被录取，进入英国布斯托大学研究生学习，他仍然选择了航空工程专业，硕士论文题目为“薄壁尖削比机翼的扭转”。

毕业后，由其导师推荐进入英国飞机工厂研究和发展部工作，任技术员。

之后，又回到布列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半硬壳机身大开口的应力分析终于”。

1949年12月，他通过了博士答辩。这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张老师内心十分激动，亟盼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实现其“科学报国、航空报国”的梦想。

1950年1月，张阿舟在新中国有关人员的组织下，经香港回国。途中接到他获英国布列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喜讯。

1951年，张老师被分配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工作，任主任工程师、设计科长。厂里此时接到试制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初教五”的任务。

张老师凭借已具有的深厚航空工程知识，抱着他早已许下的“航空报国”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该飞机的设计、强度计算及其实验任务。

1954年5月，在张老师亲自指挥下终于完成了部件和全机静力实验，证明飞机强度合格。

1954年7月3日首架自制飞机交付试飞站。7月4日，风和日丽，是一个试飞的好日子。只是临飞之前，试飞员犹豫再三，不敢登上我国自己首次制造的飞机。

有着丰富飞机设计实践经验的张老师，对自己所具有的业务水平十分自信。他相信自己对这架飞机所作的强度计算是可靠的，而且又经过他亲自实验验证过，他有绝对的把握。

因此，就在试飞似乎进行不下去的关键时刻，张老师毅然登上飞机，进入驾驶舱，淡定地坐在学员座椅上，让在场的人似乎忘记了恐惧。就这样，这个新中国自制的飞机试飞成功了！

张老师可谓中国航空史上资历最高的试飞员。

毛主席为此给厂里发了贺信，张老师也因在新中国首架飞机设汁、制造和实验中作出突出贡献而荣获“特种等功”！

同年10日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上,毛主席再次赞扬我国首次自制成功飞机时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014年，我到美国访问，我的女婿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一直在开一架中国产的旧飞机，我感到好奇，就去看一看。

我一眼看到我国首批制造的“初教5”飞机，它静静地停在一个私人机坪上，飞机的主人是美国XX大学的教授(照片右起第一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

每天，他上下班驾驶着这架已有60多年机龄的飞机，飞过一片蔚蓝的海洋，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图3 60多年前由中国自己制造的“初教5”飞机至今还被美国教授（左图右1）上班使用，他对这架飞机的总工程师倍加赞赏和崇敬！右图为他馈赠给我的飞机和发动机性能标牌

这架飞机显然很旧了，但它不仅飞行平稳，耗油量还很低。这位教授认为这架飞机太好用了！

所以，一见到从中国来的我和夫人，他就伸出大拇指说：“这架了不起的飞机是中国制造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搞出来的。中国人真聪明，真了不起！”

此刻，我心中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可以用无与伦比来形容。

寒暄一会后，这位教授带着我, 驾驶这架飞机在空中绕了一圈。

飞机降落后, 他把这架飞机和发动机上的标注有飞机和发动机性能的两块标牌(图3右)送给我，让我带给这位伟大的中国工程师！

当我从他手上接过这两块(标牌上性能指标已模糊不清）标牌时，我已经热泪盈框了！因为他所敬佩的伟大的中国工程师张阿舟先生已经离世五年了！

张老师在南航五十年中，除了把自己献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外，还一直努力坚持实现他的“科学救国、航空报国”的理想。

70~80年代，他负责或参与制定的我国飞机强度和环境标准有：《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军用直升机强度和刚度规范》、《军用直升机飞行品质规范—振动》、《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振动》、《飞机飞行振动环境测量数据的归纳法》和《飞机振动冲击环境名词术语》等。

1986年7月30日，张阿舟与其他几人联名向邓小平上书—《千方百计尽早提供和使用国产干线飞机》，建议国家汇聚力量发展自己的干线飞机。

1991年3月，他还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领衔参加110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我国航空工业振兴法的议案。

张老师一贯坚持自力更生，致力建立中国自己的航空体系、完整的规范、标准体系，以促进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他真不愧为中国航空界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张老师特别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是学生和青年教师们的良师益友。

我经常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从不厌烦，总会给你满意的回答。

我写一个报告或写一篇文章，他总会逐字逐句给予审阅，并用红笔予以修改。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也是如此。

有一次，我的一位硕士研究生推导桩基检测故障的一个判别公式，被我否定了。

该研究生对我的否定不服，三番五次到张教师家里，要求张老师给他解释，最后，一直到张老师亲自把公式重新推导一次，指出他推导的公式错在何处，他才认同。

60年代初，张老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

他先后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亲自为博士生入学考试出专业课试题，亲自为他们出研究课题，亲自检查他们课题的进展，及时指出他们课题进行中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提出解决的办法。

他们的毕业论文，他都要亲自批改。他还要求我为每个博士生组织预答辩，让他们在正式答辩前作好充分准备。

从他的第一个博士生王谓季开始都进行过预答辩，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所仍保持了这个传统。

每次参加答辩的专家都由他邀请全国著名教授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他还要求所里其他所有研究生和老师都参加答辩会！

他常对我说：“对待博士生的答辩一定要认真和严格，不仅对答辩的博士生本人有收获，而且对所有参加者都有收获！”他经常亲自主持和参加博士生答辩。

图4 张老师主持或参加博士生和博士后答辩的部分照片

张老师对年轻人的培养，还体现他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学术学会。

他曾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理事、江苏省航空学会理事长、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顾问、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图5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87.12.左起第13位是张老师)

图6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第二屆常务理事会 (左)和第二届理事会(右)（1991.11.4.于扬州)

他认为学会及学会组织各种学术会议，是交流学术、传授知识最好的场所。凡是学会及学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他都积极、认真参加。

不管几百人大会，还是几十人或十多人的小会，他都参加，总是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使参会的人有很多收获。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他的指导更多。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成立大会、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主办的展览会，他都参加。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张老师除了在会上致祝贺辞外，还亲笔题词(图8)。

图7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第三屆理事会（1996.5.）

图8 张老师为学会成立十周年题词

图9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在宝应振动仪器厂举办机械故障诊断研讨会（左）及部分代表（1989.10.）

南航和学会主办的各种振动短训班、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等，他经常是主讲人。

1975年南航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振动交流学习班，张老师主讲，我作为辅导教师。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为振动领域的专家和骨干。

1988年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在宝应振动仪器厂举办了“机械故障诊断研讨会”，开幕式上张老师作了主旨报告，我和东大南大学张思、汪凤泉等教授主讲。

会后我陪他及师母到淮安参观了“周恩来同志故居”，也就是这一次，我第一次和张老师及师母合照(图10），这是极为珍贵的照片，永久留念！

图10 1989.10在宝应振动仪嚣厂

图11 1989.10参观周恩来总理故居

张老师是《中国振动工程学报》的顾问，也是我校主办的《振动、测试与诊断》杂志的首席顾问。

该杂志原本由上海交大、南航、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共同于1980年创刊，并由上海交大承办和出版。

到80年代中期，上海交大由于人力与物力的困难，以及南航在振动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地位，该刊的编委会讨论决定，自1987年开始由南航承办与出版。

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承接，因为当时办刊经费难以解决，我校领导只答应每年给5000元办此刊。

这时，我请示张老师，他说，虽然办杂志不容易，但办杂志对提高我校、所里的学术水平，对推动和发展我国振动、测试和故障诊断等理论和工程应用是非常有用的！

他说：“如果你要办，那就一定要认真、负责把它办好！”

听了他一席话，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从1987年起，这个杂志的承办和出版移到南航，我担任主编。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认真、负责办这个杂志：把这本杂志从内部期刊，逐步晋升到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中文核心期刊→EI收录杂志，我经历不少的困难。

而每当遇到困难时，便得到张老师鼓励、支持和具体指导。

他经常抽出时间参加杂志编委会或常务编委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指出办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目前，该杂志办刊经费充裕、稿源丰富，在航空航天类杂志中，其影响因子和综合排名都处在前几位。

它为推动和发展我国振动与机械故障诊断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确实作出了不少的贡献，而张老师为本杂志付出的辛劳与智慧永远不可忘怀！

图12 张老师参加《振动、测试与诊断》编委会（上图）和常编会（下图）的部分照片

张老师对年青人业务上要求很严格，但生活上却是很关心，经常与年青人促膝谈心。

他平常比较忙，我不想打搅他，吃完中饭后，常常利用中午时间去他家里找他，向他汇报工作或者请教问题。

有时正碰到他还在吃中饭，他便要我陪他喝点酒，还给我挟菜，并且说喝酒是为了吃菜。

我趁着吃饭的机会，一边喝酒，一边向他汇报工作或聊聊遇到的各种问题。有时，他刚吃完饭，师母总还要烧点酒酿或元宵给我吃。

每一次，我都觉得嘴里甜蜜蜜的，心里暖呼呼的。

记得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的研究生到他家吃大闸蟹，特别使我感动。

我是个湖南人，还从未吃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吃。

张老师就教我，先打开什么，去掉哪些不能吃的部分，先吃什么，后吃什么，真是手把手教我学吃大闸蟹啊！

80~90年代，我和研究生们或参加鉴定会的专家们聚餐，也经常邀请他来！他和师母也都乐意参加。

在饭桌上，他总是那么高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时而谈科学，时而谈生活，有时还会评价桌上的美食。

他喜欢吃鱼头，大家经常把鱼头敬给他，他从来不拒绝！一点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餐桌上研究生们对他提出种种问题，他也很高兴解答！

他的研究生们私下这样说：与张老师一次用餐，胜读10年书！他真是我们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老一辈学者中的楷模

张老师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始终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在老一辈学者中堪称楷模。

他于1987年5月加入民建，并任民建南航支部首届主任委员。曾任第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南京市人大代表和第三、六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作为南航首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出席“两会”回来，张老师除了向师生们传达会议精神外，还会和年青教师、研究生们特别谈起大会期间所了解的一些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希望我们思考相关的问题，将人生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作为新中国首架飞机设计、制造和实验荣获“特种功臣”的工程师，作为飞行器强度方面的权威、振动界泰斗、力学界知名专家、南航教学名师，他却谦虚谨慎，从不计较自己的名利：1955年一进学校就是二级教授，50年中从未提职提薪，毫无怨言；我们年青人写的每一篇文章，获得的每一个奖项目，其实都有他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他却在文章和报奖中拒绝署他的名字；他为新中国首架飞机的研制成功立下大功，他从不提起；他为国家做出那么多成果，他从不宣扬！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科学家默默奉献的精神，这是淡泊名利、宁静志远的科学精神！

2003年张老师虽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还在关心南航的发展，关心我的科研工作进展。

从1963年到2003年，师从张阿舟教授40年里，他对我谆谆教导，对我在教学、科研工作的精心指导，对我向他提出的问题的耐心而详尽的解答，对我和家人生活上的关怀以及他那慈祥的面容，都铭刻在我的心中，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2004年以后，他就渐渐讲不出话来。

2005年，当我再一次去医院看他，并告诉他，我已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记忆的他，脸上竟然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如今他逝世已有10多年了，但他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对学术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科学救国、航空报国”的信念，一直都激励着我。

今天，当我们纪念恩师张阿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受益于他最多的我，虽然也年老体衰，但我还是拿起自己的笔，艰难地记录下我们师生过往的点滴。

作为他的学生、他的助手、他的同行，我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比如“科学救国、航空报国”；比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比如“淡泊名利，默默奉献”；比如“求真务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比如“热爱祖国，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国家和民族”，等等，我不仅要学习他所具有的这些崇高的精神，我还要以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这些崇高的精神！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赵淳生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