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这是在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提出的重要指示。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鼓励”“更好”——一方面数字技术要积极主动作为；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还有待“更上一层楼”。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如何？应如何抓住机遇更进一步？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健康医疗大数据专家、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黄安鹏。

大数据等技术“不合时宜地缺位”

《中国科学报》：作为医疗大数据领域的专业人士，您认为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数据等技术有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黄安鹏：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信息时代还要依靠最原始的全社会动员方式，最终形成几万人感染、十几亿人被物理隔离的被动应对局面。这其中，以“大数据”为资源链的新兴技术群未能及时发挥应有作用，导致疫情防控的精准施策缺少技术抓手，是非常关键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黄安鹏：“大数据”为引领的新兴技术群在疫情精准防控方面不合时宜地缺位，凸显了电信、电商、物流、出行、社交等平台已有的公共数据资源整合与应用不足，也没有与民政、公安等政务数据有效对接，暴露了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群的实际能力与实际应用需求之间严重脱节。

同时这也暴露了“大数据”产业群自身能力不足，跨界交叉领域人才更紧缺，“大数据”产业群依然面临着“做什么、怎么做”的老问题。作为“工具型”技术，“大数据”技术群本该在任何场景下都要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大规模疫情防控需要其发挥作用的时候。

《中国科学报》：您能结合具体应用谈谈吗？

黄安鹏：比如，我们本可以发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传染病与流行病学模型建模创新研究，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举例来说，一些国际学者基于我国学者发表的基础数据，就在第一时间快速建立起新冠肺炎的传染模型，与疫情随后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契合。这表明我国在这个方向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科学技术与流行病学的融合，包括疫情趋势分析和评价、传染病分析与预测、易感人群分析等等。

其实，我国从事传染病与流行病学研究的专家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受到缺少实战数据的制约，导致我国流行病学研究几十年来都是基于国外模型发展而来，缺少适合我国人群的技术模型。

《中国科学报》：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弥补？

黄安鹏：面对疫情全球性暴发的严峻形势，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

当下，及时梳理发生与存在的问题，推进大数据技术群的适时应用，能够应对精准防控措施落地、落实，更有望在构建疫情有效预警机制、布局精准防控体系、筛选并优化突发危急重症的应急治疗方案和新型病毒药物疗效评估方法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科技支撑。

疫情倒逼信息技术与医学基础研究融合

《中国科学报》：“危机”一词本身就具有“危中有机”的含义，此次疫情对于信息技术用于医学研究意味着哪些机会？

黄安鹏：这次疫情灾难“强加”给我们一次难得机遇：以大科学视角，发展基础学科。

病毒与细菌是人体染病的两大重要源头，但是当前病毒学研究仍主要是针对病毒的生物学研究，难以突破病毒本身的认知。我认为，要弄清楚病毒如何在细胞间繁衍生息与传播扩散，以及如何加速病毒快速检测与诊断技术以及疫苗与抗病毒药物的研发，需要开启大科学模式的重大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报》：您这里强调的是“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

黄安鹏：没错。当前信息技术与医学的结合研究，更多的是在应用技术层面，借此机会，可以促进信息技术与医学在底层基础研究方面的深入融合。

以往仅依靠病毒专家对病毒生物特性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次我们积累的大量新冠肺炎的病毒数据库，为加强“大数据”新兴技术群在疫情防控领域应用、认识病毒本质、抓住疫情防控的源头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个级别的样本量也有望推动信息技术与生物医学深度融合，为我国基础学科的重大原始创新奠定工具基础。

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群，加大医学与信息等各学科的深度融合，有望将本次危机转化为我国在医学临床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建设医学强国的机遇。

《中国科学报》：您能展开谈一下吗？比如信息技术与生物医学的深度融合，将促进哪些领域获得更大突破？

黄安鹏：此次疫情防控救助，得益于我国制度优势，东西南北中的“天团级”医疗专家齐聚武汉，留下重症与危重症、老年疾病等各类疾病的经典案例，各种新药物集中临床试用，对我国医学临床研究、老年病学研究、重症医学研究等等都是一个难得的特殊机遇。

特别是，我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基础性疾病多发且多病共存，这次新冠肺炎数据对重症医学、老年医学以及临床医学研究发展是宝贵的资料库，是今后长期研究的基础科技宝库。

另外，临床数据库除了其巨大的医学研究价值，也是医疗器械开发的重要数据库，更是开展医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的数据库，有可能促进医学辅助工具研发成果的爆炸式呈现。

依托临床数据库，加快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可以减少医患之间不必要的直接接触。包括研发面向传染病重症监护的医用机器人、污染物传递机器人、传染病人的照护机器人、实现人性化家庭隔离的智能监护系统、用于现场快速病原体和人体免疫检测的技术和装置等。

更重要的是，本次疫情的各种药物治疗方案以及各种人体免疫反应案例，为构建药学组学数据库和临床药学数据库提供了可能，能够促进智能药物筛选技术以及药物功能应用的重定位技术快速发展，这也是新型药物与疫苗研发的重要基础科技资源。

建立国家级应急大数据平台“技术条件已完全成熟”

《中国科学报》：2003年SARS之后，我国投入数千万元在全国建立了疫情直报系统，但是该系统在本次防控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疫情早期预警作用。结合技术发展，您对于信息技术用于疫情精准防控有哪些建议？

黄安鹏：早在2008年传感技术与可穿戴设备快速发展之时，我们就呼吁，应以国家力量开展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个人信息链接枢纽，建立全国统一标准接口的个人健康档案APP。这个APP可与个人电子病历对接，同时构建公共在线医学知识库，为群众提供健康状态实时管理与追踪系统，绘制个人健康画像，并通过新媒体为大众推送喜闻乐见的健康教育与医学常识科普。

基于移动终端与传感技术，个人健康档案APP可用于布局疫情信息早期采集、疫情智能分析和自动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为群众构建传染病知识普及与防控的公共服务云平台，为疫情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创造条件。

并且，个人健康档案APP与民政、公安等政务数据对接，能对受传染病影响人员进行精准追踪，可助力精准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今天，进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建立国家级权威性的危机应急处理大数据平台，技术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为了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国家层面应给予数据汇聚适度授权，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数据平台就能够融合汇聚跨平台、多维度的公共数据资源，从而进一步实时在线分析健康信息，有序调度各类医疗物资，管控承载人流、物流等的交通网络等，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