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期间，疫情电影成为宅家打发时光的选择，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请他讲述对疫情电影的见解。

江晓原是一位观影爱好者，说起来颇为巧合，他这一喜好源自17年前、2003年的春夏之交，那时正处于“非典”时期，上海各种店面生意萧条，唯独碟店生意甚至比平常更好。带着好奇，江晓原走进了碟店，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今江晓原不仅收藏了上万部电影，也是资深的影评人，甚至还对科幻进行了学术性研究。

《中国科学报》：因为宅家和疫情，《流感》《釜山行》《传染病》《末日病毒》《卡桑德拉大桥》等一批影片观看率很高，但也有不少人提到这些电影“不够科学”，比如防护不到位、病毒威力夸张等等，您怎么看？

江晓原：不能指望从电影中学到准确的科学知识。要知道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现代电影工业，做的是娱乐产品，首先考虑的是观赏性。

有关传染病的电影不多，就因为这类电影先天就有弱点——不够好看。有人吐槽电影里防护不到位，但电影有明星，明星要露脸，穿上防护服，戴上大口罩、护目镜，明星还怎么展示风采？类似问题，有关外星文明的电影也经常出现，那些演员不论到什么星球去，都可以不穿宇航服，可以随便呼吸那些星球上的空气。

好莱坞拍电影也会请科学家做顾问，但顾问的话是拣能听的听，所谓“能听的话”就是不会增加巨大成本、不会妨碍影片观赏性的话。因此我们不能抱着看科普、科教片的心态来看科幻片。

但是科幻片的科学性有限，思想性却很高。因为在幻想的故事框架下，能营造出极端环境，有利于对人性“严刑逼供”。比如《末日病毒》中，在传染病肆虐下，人性的恶就被激发出来了，还有《釜山行》里对人的情感刻画也属此类。

这几部影片中，只有《传染病》相对来说“最科学”，其他几部电影的表现重点还是在拷问人性。 

《中国科学报》 ：《传染病》是2011年拍摄的电影，此前豆瓣电影评分才6.7，被评价为“很一般的科幻片”，现在很多人觉得其中情节应景，把它当“科普片”，还回过头去重新评分。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的思想性？

江晓原：《传染病》在我的评价体系里，我给它打中上。这部影片有三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思考：

一是人性的复杂。比如片中官员在封城之前悄悄给老婆打电话通消息，这是违规，也是人性。这种桥段在各种灾难片都有出现。影片中还有药物欺骗、物资哄抢、疫苗接种顺序等内容的展示。

二是疫情的预警。这部电影花了不少笔墨来讨论疫情最初是如何失控的，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跟我们当下的境况有一些类似，我们现在当然要等待官方的消息，不能瞎猜测。但这部电影启发我们去思考疫情预警的发布主体是谁，权限如何，责任如何，“发布预警”的行为界定、预警在准确性与维护稳定上如何平衡等等。

三是治理的手段。我们能看到编剧导演们想象的社会治理手段，非常软弱无力。我们可以和电影《末日病毒》配套看。《传染病》最终开发了疫苗，平息了疫情。但《末日病毒》演绎的是另一种情况，病毒在全球肆虐，人死了几十亿，社会秩序崩溃，进入无政府状态。幸存的人只能拿上枪，开车到处流浪。《传染病》中也出现了哄抢物资之类的情节，这很有教育意义。

《中国科学报》：电影中的一些桥段，比如生化武器、阴谋论等等，会不会给处在疫情中的公众带来困扰？

江晓原：电影中的各种思考都是有益的，当然包括阴谋论的思考。

从多样性看，阴谋论完全有可能存在。而且，当我们事后追溯真相时，阴谋论的思维可能让我们追溯得更严厉、更彻底、更精密。这就像警察办案，不能有思想束缚。

越是有思想的电影，越需要有人谈论、分析、引导。好莱坞电影，它既不是科普的教科书，也不是道德的教科书，如果说它有优点，那就是还能秉持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多样性，所以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些对资本主义黑暗的揭露。当然也能看到美化。

无论是揭露还是美化，你都应该有自己的分析。关键是观影的人，要多考虑，不要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在一根筋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也是后真相时代，很多人天天通过看朋友圈来了解社会新闻，这很荒谬。因为朋友圈里多是跟你气味相投的人，即使你有理性，也难免会以为社会就是那样。所以要有意识地去矫正这种状态，别让自己成为那个天天看特制《顺天时报》的袁世凯。

《中国科学报》：《大明劫》是关于中国古代瘟疫的一部影片，您怎么评价？

江晓原：这是一部历史电影，主体内容跟传染病谈不上有太大关系，抗疫只是一段插曲。关于抗疫的描绘，对我们的启发是，得承认中医的成绩是很好的，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已经呵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这个时候看《大明劫》，让我们对中医有更客观的认识。

《中国科学报》：历经了SARS、新冠肺炎疫情后，如果中国拍一部传染病主题的电影，您对影片有什么样的期待？

江晓原：如果跟着现有影片亦步亦趋，只把场景、人物换上中国的，就意义不大了，我期待在新影片中能看到这两点内容：

第一，如果把疫情预警的行为界定和发布权限厘清之后，应该在电影里有这方面的阐述，《传染病》里稍稍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电影是适合做公众教育的，体现这方面内容有利于防患于未然。

第二，在这次抗疫中，国家强力介入后，在大隔离上干部下沉到基层，甚至一家一户落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治理方式完全超出了西方科幻电影的想象。这种方式应该在电影里有所体现，虽然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但中国的做法仍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