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定冠状病毒到确定病毒人传人需要多长时间？何时确认人传人？为何没有及时公布？

围绕着“甩锅大战”的几大迷思，至今未能解开。“保守”成了目前地方政府和CDC给出的最可能的解释。

2月2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预防兽医系终身教授王秋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教授苏立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却表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念：传染病防治绝不能保守，从一开始就要当作人传人来看待。

“我看到武汉市长的发言非常有中国特色，也理解CDC主要决策都要向上请示。希望这次之后能有所改革。”苏立山说。

《中国科学报》：从您的关注点来说，这次疫情应对有哪些不足和值得反思的地方？

▲ 苏立山：

这次疫情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和支持，我每天都要看相关新闻和论文。可以说确实暴露了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比如中国疾控中心（CDC）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那篇有争议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流行病学研究，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看。

数据显示12月8日~12月18日之间的7个病例只有2个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其他5个都无关。1月1日关闭了海鲜市场，但此时，47个病例中只有26个相关，将近一半都不相关。

1月1日~11日，191个病例中只有19个相关，为什么当时宣传大部分去过海鲜市场？

这个说法有点误导，由此做出“没有人传人”、“有限人传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导致公众没有重视疫情。

《中国科学报》：但是CDC说明这篇文章是回顾性分析，数据是基于截至1月23日上报的确诊病例做出的。

▲ 苏立山：

所以CDC应该第一时间得到相关信息，指导决策。

《中国科学报》：从现在公开的信息来看，很多科研机构在1月2日左右就确定了是冠状病毒。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何时确定人传人。

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从确定冠状病毒到确定人传人需要多长时间？

▲ 苏立山：

我是病毒学家，病毒既然能从外界进入人体，明显是可传播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认定为可传播；如果要说它不可传播，需要确凿的证据。

我认为首先就认定病毒不可传播是不可理喻的。

冠状病毒是跟SARS接近的病毒，我们在SARS上吃过大亏，确认病毒信息之后，应尽早隔离，因为没有特效药，只能隔离。

如果是我，会立刻通知所有人提高到最高警惕。但是做这种决策比较复杂，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考虑各种因素。

▲ 王秋红：

CDC一开始说“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这句话应该说没有完全错。

但是我作为搞预防的人，就觉得这个话说得不对，很不负责任。

对于传染病控制来讲，最开始不管是什么情况，都不能说没有人传人。

可能是因为样本不够没有发现人传人，但是冠状病毒是RNA病毒，完全可能变成人传人，而且根据SARS的经验就是人传人。

所以这句话不应该是句号，应该是逗号，后面应该继续为老百姓解释会发生什么。

目前看到的是从1月10号以后，陆续公布了医务人员被传染的例子。也就是说，10号以后确定人传人。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传染病不能等到确定才预防，即使刚开始没确认，也要当作人传人来看待。

《中国科学报》：如何能快速做出这种决策呢？

▲ 王秋红：

知道发生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我第一时间知道是冠状病毒引起的，不是中国官方消息，而是1月8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紧接着中国科学家上报了基因序列，确实是冠状病毒。虽然都是病毒，但是差别很大，研究艾滋病和流感病毒的人不一定了解冠状病毒。

而我这次没有看到冠状病毒的大专家出现，他们的缺席令人费解。

《中国科学报》：湖北省科技厅1月21日启动了“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由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担任应急攻关专家组组长。

▲ 王秋红：

石正丽确实是冠状病毒的专家，但是她早一点进入决策可能更好。

如果这样的疫情发生在美国，记者招待会会有卫生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疾控中心，再加上呼吸道传染病的专业人士一起参加。

这些人一起判断，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会大一些。因为是共同的决定，即使错了也是集体的锅。

《中国科学报》：但是中国CDC没有美国CDC那么大的权力。

▲ 苏立山：

是的，美国CDC有很大资源和决策权，卫生部长和总统也主要听CDC的建议。中国CDC从人力、资源规模和决策权都不能比肩。

中国CDC公开信息显示是2100人；美国CDC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1.5万人，每年约120亿美元运作经费，从组织架构上看，囊括了病毒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等各个学科的专家，既有科研、又有临床、也有防疫，而且都是一线专家，他们同时得到信息，做出可以发表的结论，这是最大的区别。

疫情防治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第一时间共享信息，由各个学科的内行专家来做决定，和领导共同发布，不应该倒过来。

专家在了解情况后，如果和上面的决策有矛盾，最低标准是不说假话。

做新发流行病学这么重要，还是希望有关责高任重的人有胆量说出应该说的话，为后人立一面镜子。

《中国科学报》：武汉这次疫情处理确实存在很多遗憾，您认为还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 王秋红：

我特别希望国家成立一个专家团来辟谣。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出现了很多谣言，一种是说病毒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制造出来的，一种是说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Ralph Baric实验室泄露的，Baric实验室曾用SARS病毒感染小鼠进行实验。

现在基因序列已经发布，从这个序列分析，没有人工制造的位点，不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完全是自然界的病毒。

武汉封城也不完美，没有提前分诊，公众由于恐慌，轻重急症一起涌向医院，跟银行挤兑一样，导致医院接待不了。

另外，对疾病的预防应该发动全体民众。尤其应该重视一线的声音，最早发出警报的8名最前线医生的话应该被听到。

在整个疾病预防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

美国已经宣布从2月2日起14天内去过中国境内的非美国人不得入境。美国现在有8例感染者，其中7个与武汉直接有关，另外一个是密切接触者。

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同德国报告无症状感染者有关，所以提高了警报等级。根据事态发展及时调整政策和对策，这点也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科学报》：那么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 苏立山：

首先要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感动了全国人民。

我想怎么强调他们的贡献都不为过，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和支持。

以SARS的经验来看，在第一次高峰之后，到3、4月又暴发一次，这次也许也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第二，中国老百姓对这次疾病控制积极响应，在政府号召之下统一行动，这是很难想象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这两件事放在全世界都很难得。

第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科学家对疾病的科学研究值得称赞，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工作。

同上次的SARS疫情相比，这十多年中国科研进展极快，有目共睹。

这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测出了基因序列，跟世界共享，我的同事、冠状病毒专家Ralph Baric也认为中国科学家速度非常快，表现非常好。

▲ 王秋红：

我的老师、美国科学院院士Linda Saif是研究动物冠状病毒的专家，她也认为中国科研人员反应非常迅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都能开发诊断试剂，中国科学家贡献很大。

我是学医出身，很多同学都是临床医生，去年底发生了多起伤医事件，我们非常痛心，我的同学们甚至希望不要再被塑造成白衣天使，他们也是普通人，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