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疫情确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同时，世卫组织高度评价了中国疫情控制。但在国内，随着“甩锅”大戏不断上演，各种质疑和争论之声此起彼伏。

同样在1月31日，新加坡宣布成功复制出2019-nCoV，成为继中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取得这项成果的国家。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是曾参与中国SARS研究的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王林发。

“国内的舆论很疯狂。”1月31日，表示自己“极度忙碌”的王林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传染病暴发时，政府部门应立刻组织起一支“应急国家队”，而非完全依赖中国疾控中心（CDC）。

《中国科学报》：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此次疫情控制给予高度评价，但国内出现一些质疑声。你对此次疫情应对如何评价？

● 王林发：

同SARS相比，这次的疫情应对显然更好。尤其是在确认有“人传人”之后，应对措施很及时，信息公开程度也很高。但是1月21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表现是有问题的。

虽然现在的舆论很疯狂，但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很好，另外最早的发现工作是临床医生做出来的，这么有意义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中国科学报》：疫情控制和这期间的科研工作、论文发表是否存在矛盾？

●王林发：

科研有一点“竞赛”很正常，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次最大的教训应该是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完全依赖CDC，因为中国大部分科学家都在CDC体系之外。

例如，我是研究蝙蝠和蝙蝠病毒的，我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有长期深入的合作，在我看来，他们是蝙蝠病毒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但同样也不在CDC体系中。

传染病暴发时，政府部门应该立刻组织起一支“应急国家队”，这样其他机构可以和CDC平等地参与、协作。如果掌控得好，疫情的应对和研究应该相互促进，这样在疫情应对过程中的科研才是积极、有意义的。

同时我非常不赞成对任何科学家个人的人身攻击，这完全是在帮倒忙。我想强调这是一个国家应急体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或责任。

《中国科学报》：新加坡也出现了新冠病毒疫情，现在情况如何？

● 王林发：

新加坡的第一例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发生在1周前，因此，成功复制新型肺炎毒株是新加坡为应对不断演变的疫情迈出的关键一步。

我们的研究是同中央医院、新加坡保健集团下属医疗中心、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和卫生部紧密合作，从受感染病人的临床样本中复制出2019-nCoV。

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很透明，并已有不小收益。

《中国科学报》：2004年实验室泄露事件之后，SARS病毒研究全面停滞，你如何评价？SARS之后，中国建立起监测信息直报系统，重点监测各类传染病，此次却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 王林发：

确实，2003~2004年，有3家实验室发生了SARS病毒泄露，造成了一定危害。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从此之后就禁止SARS病毒的研究有些反应过度。

但是，中国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监控报告系统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它在禽流感暴发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疫情中我认为也发挥了作用。这次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当时有限的信息下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

《中国科学报》：你对蝙蝠有深入、持续的研究，在SARS疫情中也参与了相关工作，你认为此次病毒是否来源于蝙蝠？

● 王林发：

跟17年前相比，中国的科研实力大大提升，所以这次我没有被邀请参与中国新冠病毒的研究。但我个人认为，这次的新冠病毒极有可能还是来源于蝙蝠。现在只有耐心等待结果。

2005年，我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等人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主要结论是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SARS样病毒与人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92%。

但是，直到8年以后，石正丽团队才在云南一个蝙蝠洞的菊头蝠粪便里分离出一株类似于SARS病毒的活病毒，与已知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SARS病毒的来源。

这次也类似，石正丽团队现在已经找到一种一致性高达96%的蝙蝠基因序列。我想告诉所有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大众，请耐心等待，科学家最终一定能证实它的来源，我认为极有可能还是蝙蝠。

事实上，蝙蝠和病毒有很好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我们最近的研究证实，蝙蝠是一种神奇的群居哺乳动物，人类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有一项新加坡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取名为“向蝙蝠学习：从基因组学、病毒控制到抗癌”。蝙蝠本身并没有错，它们同病毒和谐健康共处，是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改变了环境，导致越来越多的动物病毒感染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