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某大学已开始对一名“大腕”级PI展开严肃学术不端调查，并已暂封其实验室。
该指向嫌疑较大的是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托马斯•韦伯斯特（Thomas Webster）。目前，他有72篇论文被挂在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上。
前段时间，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雷格·塞门扎（Gregg L. Semenza）也深陷“造假门”。
近年来，论文造假事件屡屡曝出，涉及人物不乏重量级学术大咖。
于是，人们质疑，“大科学”时代让论文越来越难管吗？在动辄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大团队里，经常以通讯作者身份出现的学术带头人如何做到为每一篇论文负责？当有人说“我们的图片放错了，但结论是对的”时，他们的辩护成立吗？……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
蹭了诺奖得主“热点”，18年前论文被扒
最近，犹他大学学者约瑟夫·普尔哈尔（Josef T. Prchal）一直在忙着“破案”，尽管“案发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了。
他发表于2002年的一篇论文被人质疑“一图多用”，而这篇论文的倒数第二个作者正是近日身陷“造假门”的诺奖得主塞门扎。（塞门扎是“细胞感知氧气”这一科学领域的开拓者。从今年9月左右起，陆续有40多篇塞门扎署名的论文被挂在知名学术打假网站Pubpeer上，时间跨度长达18年。这些论文被质疑一图多用或图片PS，少数文章还被质疑存在伦理问题。）
1988年冬天，普尔哈尔当时还在美国贝勒医学院工作。他去俄罗斯的楚瓦什地区采集了一批楚瓦什红细胞增多症（当地一种特有疾病）患者的样品。经初步研究，他们发现一种基因突变可能跟疾病有关。
之后，他们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塞门扎，以及牛津大学的其他合作者一起完成了这项研究。
被同行质疑的是一张蛋白质印迹（WB）数据图片。在这项检测蛋白质表达水平的实验中，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条带图像看起来一模一样。作者由此推论，患病个体（试验组）和不患病的个体（对照组）相比，VHL蛋白的表达水平是一样的。论文写道：相关基因突变并不影响VHL蛋白的稳定性。
但有同行怀疑，这根本就是一张图片被重复使用了两次，从而得出蛋白表达没有显著差异的“伪结论”。而类似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还不止一处。
黄框内的图片被质疑重复使用（DOI：10.1038/ng1019）
“很显然，这张图片的数据是站不住脚的。”普尔哈尔回复编辑说，“很不幸，我之前没有注意到。”
接下来，就像调查一桩陈年旧案那样，普尔哈尔尝试联系所有相关人员。上述实验的实际操作者是论文第一作者——博士生索尼·昂（Sonny O. Ang），他当时在另一位博士后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索尼·昂回复了导师的邮件。他表示自己当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作为机构财产，已经在毕业时归还实验室了。而所有相关的病人DNA、细胞和试剂等都保存在实验室的冰箱里。
普尔哈尔只好再去翻冰箱和电脑。但他的实验室在2006年搬过一次家，冰箱显然有更替过。最终，他们在一些液氮储存罐里，找到了这些封存至少14年的细胞。目前普尔哈尔正在尝试用这些细胞重复上述实验。
而另一项重要证据——索尼·昂制作的原始X光片，普尔哈尔还没有找到。“我隐约记得我检查过这些X光片。我想这个图片可能是出现了剪切和粘贴错误吧。”他说。
“大科学”时代让论文越来越难管吗？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实验室的规模越来越大，跨机构跨国合作的范围在扩大，论文的参与者在增多。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课题组，十几名甚至几十名的作者数，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而且，在那些规模较大的实验室，PI（学术带头人）很少亲自操作实验，他们主要负责申请资助并监督工作。”知名学术打假“猎人”伊丽莎白·毕克（Elisabeth Bik）说，“这似乎是大多数实验室的情况。”
因此，对诺贝尔奖得主等学术“大牛”来说，如何在这么大的团队里确保每一个成员、每一篇论文、每一个数据的诚信，无疑是巨大挑战。特别当多个团队合作时，状况还会变得更复杂。
那么作为PI，该如何防止各式各样的欺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暗地滋长呢？
“首先，原始数据必须根据国际标准仔细记录、可靠存档。在此基础上，PI有必要了解数据是如何获得和分析的，并且确保这些结果可以在实验室内重复出来，得出的结论具有统计意义。”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联盟（LSA）科学顾问委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史蒂夫·凯伊（Steve A. Kay）对《中国科学报》说。
伊丽莎白·毕克给出的建议则是：“PI应该定期与实验室成员见面，了解他们的研究进展。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见面，还要检查手稿中的数字是否与实验室中获得的数据相匹配。如果PI没有时间，就应该任命高级实验室人员来接管这项责任。”
“PI应该记住，只在自己真正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而不能仅仅因为你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如果发现了不当行为或严重错误，还要对其更正或撤回负责。”她说。
“科研工作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因此论文的质控，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把握——如何把人管好，把人用好。”科学网博主、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对《中国科学报》说。
据南方某高校教授吴军（化名）讲述，德国一位世界顶级的学术“大牛”，所辖团队有近200人，每年论文产出数量可达百篇。团队成员要见他一面，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每次见面时间只有30分钟。但迄今为止，这位科学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声誉。
他的管理秘籍包括：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遴选最优秀的学生，从源头上保证团队质量。然后选拔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都突出的人员担当各小组组长，建立一个梯级管理架构。最后，他作为通讯作者，每一篇论文都要亲自看过才准许发表。
“当然，他牺牲了很多睡眠时间，是业内有名的‘拼命三郎’。”吴军说，“我想，并不是大团队就一定不好，小团队就一定规范。而是PI需要正视自己的管理禀赋，量力而行。万事都有代价，想要拥有更大的团队和更多的产出，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心血和努力。”
图片放错了，但结论是对的？
“可能放错了图片”的博士生索尼·昂在回复导师时特意提到，其他科研团队开展的独立研究也得到了和本文类似的结果。
这一点耐人寻味——很多作者即便承认数据有误，也仍然在为论文的结论辩护。塞门扎事件里另一位回应的作者同样如此。他一方面承认“有两张照片被无意间替换了”，但还坚持强调“这个无心的错误并不影响实验得出的结论”。
作者回应称无心之过不影响实验结论
“问题是，不管图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作者都会自然而然地这么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LSA发起人兼主席、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J. Roberts）如此“吐槽”。
德国独立科学记者、著名学术打假人莱昂尼德·施耐德（Leonid Schneider）对这种辩解不以为然。“论文的所有内容都会影响结论。”他对《中国科学报》说，“当数据被有意操纵时，整篇论文及其结论就会变得可疑。操纵越严重和广泛，论文就变得越不可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欺诈，无论作者本人如何看待它。”
“即便是所谓‘无心之失’，也至少反映出该实验室的数据管理是马虎的。”伊丽莎白·毕克补充道。
只有图片是造假重灾区？太天真了！
“图片PS”“一图多用”等，似乎是论文造假不变的关键词。而Pubpeer上最常见的一句评论，就是“ Much more similar than expected”，意指论文中的一些图片明明不该这么像，可它偏就这么像。
为什么图片数据会成为论文打假的重灾区呢？
“因为不以图片形式呈现的数据，比如点状图、柱状图等，很难检测到造假的痕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好的方法来监控这些欺诈行为。”伊丽莎白·毕克表示。
此外，施耐德还特别提醒：“即便被认为更容易捕捉的图片数据欺诈，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升级了。面对今天正在发生的高级欺诈行为，我们缺少技术，也缺少原始数据的支持来监测它们。”
“事实上，一些不诚实的科学家已经开始伪造‘原始’数据了，仅仅是因为先进的技术让这样做成为可能。”施耐德说。
科学界需要自净能力
尽管PI管理不善、“‘一作’坑‘通讯’”“学生坑老师”等情况频繁发生，但这绝不是论文造假仅有的模式。
事实上，韩国的黄禹锡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等学术不端事件中，PI本人都并非蒙在鼓里。近日还发生了天津大学教授张裕卿长期造假，被学生举报这样的极端案例。
“打击科研造假的关键在于，震慑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像如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只有学生会受到惩罚——PI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施耐德说，“如果教授可以发表多篇剽窃或篡改数据的论文而不产生任何后果，他们又怎能教导学生不作弊呢？”
“我们要警惕，科学欺诈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靠公众和慈善机构的钱过活。它正在破坏科学，破坏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它赶走了诚实的研究人员，让骗子繁殖并接管科学。”施耐德说，“科学界及资助机构必须对科研造假采取行动。取消对骗子的资助。不给他们一分钱，抵制他们！”
“对于如何预防学术不端，我没有明确的答案。”在与论文造假战斗多年后，伊丽莎白·毕克曾对本报表达自己的无奈，“欺诈无处不在，各行各业都有，或许人们永远无法完全阻止它。”
但此次接受采访时，她表示自己“仍然坚定地相信科学”。“我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人所做的事情（学术打假），可以让科学界获得一种自我修正、自我净化的能力。”
就在记者撰写本文时，一则消息传来：美国某大学近期已开始对一名“大腕”级PI展开严肃学术不端调查，并已暂封其实验室。
目前该指向嫌疑较大的是美国东北大学教授、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研究院院士托马斯·韦伯斯特（Thomas Webster）。他曾发表至少403篇论文，获得32个专利，基于其技术已成立了9个公司。
在伊丽莎白·毕克等人的密切关注下，韦伯斯特已有72篇论文被挂在Pubpeer上，其中10篇已经勘误，4篇已经校正。
“变化正在到来，我希望科学期刊和科研机构能够更快地做出回应，发出更明确的信息：对科学不端行为零容忍。这是恢复人们对科学信心的最好方法。”伊丽莎白·毕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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