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20年底仅剩40余天，最近线上线下学术会议扎堆举办，在疫情之后尤显突出。记者就在不同场合听到有科研“圈里人”感叹：

“快到年底了，经费不花就要收走了，学术会议搞起来。”

“想晋升教授？你组织过国际会议吗，在国际会议上作过报告吗？”

“现在的会议没有‘国际’‘高峰’不香。”

“一周开两三天会，这一周就废了。一个月开两三次会，这一个月就废了。”

承载着各种应有和不应有功能的学术会议，让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堪其扰，却又不得不疲于奔命。会议井喷，影响着国内整体学术会议的“含金量”。

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看来，很多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议都是“学术泡沫”。“现实中我们不能奢望把所有泡沫都消除干净，适度的学术泡沫也不一定是洪水猛兽。”他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泡沫过多了。”

当前国内学术会议究竟存在哪些乱象或泡沫？它们如何产生？又应怎样应对？《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突击会议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召开的线下会议数量大幅减少，近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某课题组还余60多万元会议经费。如果年底花不出去，这笔经费将会按要求返回。那将会让拨款单位认为他们此前申请的经费大于实际需求，导致来年经费减少。

于是，该课题组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会议，把这笔钱花出去。这种现象被称作“突击开会”。

“突击开会明显是浪费。”南方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李淼对记者说。通常，国家层面如科技部、基金委的项目经费没有这样的要求，有比较长的使用区间；而地方财政往往要年底结算，且结算较早（如12月中旬），一些钱就必须在此之前花出去。

对此，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军平告诉《中国科学报》：“有时上级部门经费下来可能就到了年底，而按很多项目任务书的要求，年底要把它花掉。拨款和预算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吻合起来，导致用款的时间非常短。”

“这个现象可能是中国独有的，更深层的问题不在会议的表象上，而在制度上。”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程宗明对一些拨款单位为什么没能尽早做这件事一直心有疑惑：“是太忙吗？”他表示，国外学会的经费大多不会和政府经费挂钩，不会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把钱花完。

利用短暂的窗口期花掉一笔经费，开会显然并非唯一的办法。“但学术会议既可以把钱用掉，也可以让团队学到东西，一举两得。”张军平说。

突击会议的另一个问题是让参会者的日程安排变得艰难。程宗明表示：“正常情况下，多数会议主办方应该提前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把一个会议的时间定下来，这样可以让参会人员提前做出规划，不会因为时间重叠错过一些工作。”

不过，在江晓原看来，经费突击花费的整体情况在好转。一方面，国内科研经费比以往充足，很多单位即使年底经费花不掉，第二年也不会因此减少。另一方面，除了行政拨款外，高校和研究单位的资金来源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很多经费使用并没有年度性的限制。

不过，江晓原坦言，即使是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存在贫富不均的情况。“有些单位可能经费比较紧张，越短缺越容易产生恐惧，担心不把钱花掉，第二年会减少拨款。”

“加分”会议

在不少学者看来，造成会议数量激增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管理部门把个人晋升与是否主办过一定级别的学术会议相挂钩。甚至一些项目申请中也列了明细，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如果每一个想升正教授的副教授要举办一个国际会议，每一个要申请项目的PI要主办一个国际会议，那得有多少国际会议要开？”李淼颇有些无奈地说，即便是南方科技大学这样一所改革型的大学，也未能逃脱这一考评机制。

“指挥棒很重要。”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对《中国科学报》说。他对比说，以前有很多会议目的是收钱出版低水平会议论文，因为这类文章被纳入了考核指标。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因为目前的考核指标更倾向于高端的SCI论文。

“当管理部门把开会变成了指标，要求、鼓励你开会，甚至有一些考核要求你主办多少次会议才能加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忙着办会了。”江晓原说，这其中不乏一些所谓的“国际”会议。

如前几年滋生了一批本身并非学术人员，却专门在中国做国际会议生意的老外。每每开会，他们坐在前排，跟着会议混吃混喝混旅游，有时甚至还有钱拿，会议内容他却完全不懂。江晓原说：“如此‘国际’会议，只是为了国际参会代表达到一定的百分比。这样的学术泡沫很好笑，也是在非常严重的崇洋媚外的思想指导下才会出现的怪现象，这两年我们的自信提高了不少，但仍然存在这类现象。”

无“大腕” 不会议

过于崇尚头衔，这是国内学术会议饱受诟病的一种现象。一场会议举办得是否成功、有没有影响力，首先要看有多少行政领导到场，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院士来作报告。

学术会议的报告人名头越大越好？程宗明表示，这是所有国际会议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国内和国外学术会议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如何定义学术界的知名人物。

“中国更崇尚名人的头衔，而国际上更讲究这个人现在做的是不是最前沿的研究。前者更看重你过去的成绩，后者更强调你眼下做的。”程宗明说。尽管一些国际会议上也有资深人士讲解领域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但在讲到具体学术内容时，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报告者更代表领域的前沿。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真正的、最前沿的学术，是不是一定要有领导或学术头衔的人来站台，会议质量才有保障。”他补充说。尽管国内也在强调打破“帽子”“破四唯”，但在“官本位”“论资排辈”大环境的影响下，学术会议报告“去头衔化”短期很难实现。

一些学者认为，这也与学术会议上的另一种现象—— 一些报告人靠着同一个PPT参加各种不同的会议——密切相关。

“大家都找有‘帽子’的去作报告，你的时间本来就那么一点，要指导学生，还要去做别的学术活动，就没有时间专门去做PPT了，就像‘每个成名歌手都有一首成名曲一样’，报告人成了某个‘PPT歌手’。”张军平说。为提高一些成果的关注度和引用率而在不同会上反复作报告，也会形成“PPT歌手”。

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讽刺小说《小世界》中的扎普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论走到哪儿作报告，讲的都是同样云山雾罩的东西。”江晓原向记者举例说，“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扎普教授’，最多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大会成为“交际场”

毋庸置疑，学术会议的第一要义是学术交流。不过，在这样的场合，特别是一些人数多、规模大的会议，人情世故也不缺位。学术会议成为“交际场”，是否可取呢？

此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科研人员对此态度也大相径庭。“资深”科研人员更倾向于认为，这会冲淡原本严肃的学术讨论氛围；而处于职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则认为，交际有助于促进科研交流与合作。

尽管收到的参会邮件很多，江晓原一年参加的学术会议却不过5次左右，除非是特别感兴趣的会议，或是偶尔应朋友邀请才去。在他看来，如果一些学术会议“交际味”过浓，会议质量肯定会受影响。

“像我这种年龄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还在一线工作的中青年还是愿意去听一听。”喻海良说，“我们这代人应该是承上启下，要去听一听老一代的讲解跟见解，也要去挖掘一些博士生苗子，给他们点信息或者鼓励，促进行业的发展。”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徐步青、常国伟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刘湉祎等多位博士研究生向记者表示，学术会议可以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结交新的科研伙伴。常国伟希望，学术会议能让自己“领略不同城市的人文风情，熟知领域内‘大牛’的科研思路，学会如何面对面地与科研人员进行有效沟通”。

尽管“懒得开会”，江晓原却并不反对，甚至还鼓励青年人参会交际。在他看来，这是学术界生态中的正常现象。“年轻人当然希望认识德高望重的前辈，后学者当然希望自己的工作被更多的人了解、欣赏。学术会议承载这种功能，也无可厚非。”他说。

“狼群式”竞争阻碍会议分享

与炙热的会议交际相对，一些学者指出，在国内学术会议上，鲜少有人把最好的研究展示给别人看，更不要说那些尚未发表的研究了。尽管国内不乏顶尖的研究者。

“这也是一个矛盾点。”喻海良道，“国外的情况好像正好相反，即便论文尚未发表，也有很多人员选择先在会议上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

在他看来，这与国内外的科研文化不无关系。“国外的小同行是大家各做各的，像‘老虎圈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而国内是‘狼群式’战术，一群人抢夺。”他对比说，“在国内有时候你在会议上说了你的想法之后，可能就被别人拿走了。这显然不利于小同行之间的分享。”

在程宗明看来，这个阻止中国科学界有效合作的大问题，同样体现在对会议质量的影响上。“真正讨论学术问题，基本上不在同一个学校内部的科学家之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想第一个做出来。”

在论文上，这表现为一篇文章的作者很多不在一个单位，甚至同一个领域的合作也很有限，导致真正的交叉合作在国内极为欠缺。在学术会议上，这表现为大家谈的内容缺少外延和更新。“这也是每年我们选择会议报告人时，通常会选择不同领域报告者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和繁荣。”程宗明说。他和同事合作组织的以《园艺研究》期刊为题的学术会议已经举办了七届。

科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学术会议

从读研究生至今将近40年，江晓原深刻感受到国内外会议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以前，人们去开一个会是很认真的事情，组织者对于与会者的筛选也是很严肃的。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去参会，只要你有兴趣，哪怕不是专业的人，只要付了会费，就可以去。”他对比说。

“对那些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来说，会议的诱惑更大。”江晓原说。很多人创造力其实早就衰竭了，就挺愿意开会刷存在感，越开会越没时间搞研究、写论文，形成恶性循环，忘了初心。他主张，大规模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要少开，可以多开一些有更高学术含量的小型、高端会议，把学术之外的事情减到最小程度。

“好的学术会议应该短小精悍。”李淼表示。即时间上不搞“马拉松”，规模最多保持参会人数140人左右，会议主题聚焦性强。对此，张军平也表示，会议的主题应该比较明确，不能过宽。“如果仅聚焦在一个方向上，可能会把思维限制住，偶尔跳一跳方向可以，但多数时候应该尽可能专一些。”

“学术会议当然重在学术交流。这种交流一要实在，要有真材实料供交流；这种交流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要重实质而形式灵活。此外，它不该成为个人小团体的表演舞台。”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说。

在程宗明看来，提高国内学术会议质量，还需要改变当前存在的一些体制问题。比如用当下的学术水平说话，中青年必须挑大梁。“未来肯定要往这个方向变，但变化的速度取决于不同学术圈里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人是不是开明，是不是为年轻人去考虑的。”好的一面是，现在学术界很多有影响力的资深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固有的惯性特别大，要想短时间改变有些困难。”程宗明说。

“一言以蔽之，学术的本质是创造和创新。学术界最需要能真正有效促进新知识生产的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说。他建议在学界提倡少开会、开对会（问题对口）、开好会（精心组织）、开小会（人少交流更深入）的新风尚，学者要逐渐培养勇于拒绝参会邀请、控制参会次数的好习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