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两年零八个月后的一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迈出这一步，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发出轰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广袤太空。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

这是在新中国最艰苦的时期，我国科技工作者从“一穷二白”起步，创造的“两弹一星”伟业。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不过10余年。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科技工作者持续接力，用智慧、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祖国的大地上锻造科技创新的丰碑，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时至今日，诞生于艰难困厄之中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并且处于不断充实、更新，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鲜活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在新时代，“两弹一星”精神愈加彰显重要的现实意义。

1.爱国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底色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回想当年，“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这样说。二十八载隐姓埋名，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任务，只一句“我愿以身报国”，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盛的王淦昌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更名“王京”，放弃了本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方向，投身戈壁荒漠，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军人物。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两弹一星”的事业里，有太多人的奉献和牺牲。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钱学森兴奋不已。多年后，忆起那一刻，他写道：“是的，这是我们的红旗，如此鲜艳。在中午太阳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我们所有人突然沉静下来，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我们跨过了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度——一块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土地。”

2020年1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当94岁的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和85岁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章和证书时，北京人民大会堂掌声雷动。

这掌声，是对两位老人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感谢，更是对他们身上闪耀的至诚报国精神的感佩。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科技工作者们一以贯之的崇高信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用一脉相承的坚定信念，执如椽大笔，在祖国大地上写下忠诚和热爱。

“爱国和创新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内涵，随着时代的行进，‘两弹一星’精神也在不断延伸和发展。”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馆长盛懿看来，爱国是“两弹一星”精神最深沉的底色，也是科技工作者们共同的价值坐标和精神源泉。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钱三强、郭永怀、赵九章、邓稼先、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程开甲……一串闪亮的名字，镌刻在历史的天空。

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高铁、北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观察大势，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力，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当全身心投入为祖国奋斗的事业，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有所作为，彰显价值。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一个特别的党支部——成立于2005年的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由82位从青海221工厂退役的核工业者组成，筹建了全国第一个由社区主办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年80岁的陈福良是支部的一员，曾任221厂二分厂党委副书记的他，故事匣子里满是金银滩草原的往事。“别看金银滩的名字好听，这里地处青海西部海北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高寒缺氧，手脚龟裂是常事，走平地稍快点就气喘。我们的221厂，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这里。”“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计算器，用的是算盘和计算尺，常常是上完夜班，下楼洗脸，请人带个馒头，又回实验室算数据……”给社区党员和到访的市民讲述“两弹一星”研制的峥嵘岁月，陈福良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

在“两弹一星”的事业里，有成千上万像陈福良一样的建设者。他们在草原荒漠、密林深山挥洒汗水，只为追逐一个梦想：造出中国自己的“两弹一星”。

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评价“两弹一星”的重要意义：“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四川绵阳，梓潼县长卿山的“两弹城”曾经很神秘。如今，天南海北的人们来到这里，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门柱上刻着的，是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诗句。

老一辈科学家们深知，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多人记得一张老照片：1970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压力容器外面，写着几行字：“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航天事业要发展、要壮大，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当年初创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如是说。

2020年4月24日，第五个“中国航天日”，也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23日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信中说：“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在戚发轫眼中，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基础更加坚实、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外部条件好了很多，但也面临新的挑战：从解决“有无问题”，到解决“别人有的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好，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问题。只要大力传承弘扬和践行“两弹一星”精神，激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断推进技术创新，航天强国的目标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3.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

“两弹一星”这项伟大的工程，是我国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创造的科技奇迹。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的科研管理、科技工程管理理论和经验。

没有队伍，拉起一支队伍。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统一领导下，从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抽调精兵强将参与“两弹一星”研制，集中攻关，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短短10余年时间，“两弹一星”从构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科技高峰征途中创造的壮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自“两弹一星”工程建立起的“两总系统”至今仍在航天航空科研领域广泛应用。所谓“两总系统”，就是负责技术协调的“技术指挥系统”和负责计划协调的“行政指挥系统”。重大科学工程的实施是多学科、多专业技术的有机结合和系统集成，既是现代最新科技成果的高度综合与运用，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行政能力。在重大科学工程中采取“两总系统”的管理模式，使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共同发力，技术资源、科技人才、后勤保障等各方面才能做到群策群力。

系统工程理论也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项。钱学森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个特点决定了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不能各自为战，而是要相互合作，协同前进。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联名发表了题为《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几十年来，对系统工程理论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入、不断丰富，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可以说，“两弹一星”不仅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给我们协同创新的优良传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863计划”“973计划”等相继实施。这些计划遴选的科技项目，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工程技术，都经过充分考量与讨论，旨在找准关键的科技问题，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协同攻关，并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实现科技的全面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这样评价“863计划”：“863计划”也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以实现国家目标作为共同的精神支柱；全国一盘棋，建设“国家队”，大力协同；学术民主、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验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如今，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事实没有改变。在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时刻发生变化的当下，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这就决定了在发展中，我们仍然要做选择题，更加需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坚持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要找到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问题，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克难，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4.用“两弹一星”精神突破“卡脖子”问题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两弹一星”元勋们解决了那一代人面临的最大“卡脖子”问题，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今天，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科技成果世界瞩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航天过去一年里取得的非凡成就“点赞”：“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2号首航南极，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商用加速推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我国依然面临很多科技瓶颈。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让我们清醒认识到，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科学突破和关键技术是等不来、靠不了的，只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不败之地。因此，“两弹一星”的精神更加不能丢，更须淬炼能力和本领，拿出勇气和行动，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卡脖子”难题。

以国家需求为首要目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已成为大多数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的自觉选择。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未来10年，中国科学院将“针对一些‘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做一些新的部署”，包括超算系统、高端轴承等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的研发等，将“卡脖子”的问题和国外出口管制的清单转化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清单。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北斗自信开启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从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立项起，26年来，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为世界贡献全球卫星导航的“中国方案”。

迎难而上、敢打硬仗，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这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扬。当前，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序实施，国家实验室建设方兴未艾，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逐步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稳步向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两弹一星”精神从未过时，它如旗帜、似号角，引领着人们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向着科学的高峰奋力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