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交叉领域，相关工作的核心是代表工业文明的遗存的价值判断、保护和创造性发展。1月4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方一兵主编的新书《中国工业遗产示例：技术史视野中的工业遗产》发布。

鉴于国内工业遗产价值判断和保护的现状，自然史所联合近40位国内科学技术史和工业遗产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梳理史料和实地调查，选介矿冶、能源、机械、交通、纺织、化工等领域具有代表性的28处工业遗产，阐释了它们的技术内涵、特点和价值，借此为工业遗产的价值认知、调研、保护和开发事业提供学术支持。

这28项遗产中，无论是古代的都江堰、自贡盐井，还是近代的京张铁路、以及1949年之后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等，都反映了中国工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技术水平，充分体现了工业界与科技界筚路蓝缕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

历经万难幸留存

“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作坊、工厂、矿场、冶炼加工场、仓库、能源产生转化利用地、运输和所有其他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宗教场所、教育场所等。”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IH）通过的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下塔吉尔宪章》如此定义工业遗产。

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成立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标志性起点。然而，100多年发展下来，工业遗产保护面临着诸多问题。

“最主要现实问题是留不下东西。”张柏春对《中国科学报》说。

比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于年代久远，机器设备和设施或更新换代或弃毁，少有遗产留存。

此外，工业遗产保护还存在相关机构重视不够、资金短缺等问题。张柏春说：“有的博物馆虽得以建立，社会上本来能够无偿捐献一批老产品或其他遗存，却苦于付不起运费而不得不放弃。”

相比之下，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以下简称洛拖）有一些幸存下来的具有遗产价值的机器设备和厂房等设施。作为“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之一，洛拖的历程能够代表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及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张柏春介绍，洛拖曾遭遇改革所带来的挑战和阵痛。所幸的是，洛拖的老产品——履带式拖拉机，市场寿命长，长期有需求，相关的机器设备和设施淘汰较慢。后来洛拖成功引进了意大利的轮式拖拉机技术，企业经营情况好转。更关键的是，新生产线不在老厂区，所以老厂区留下的遗存就比较多。

“老厂区几乎就是个天然的工业博物馆。”张柏春当年曾在洛拖实习，熟悉那里的一切，“如果将装配车间改造成博物馆，充分发挥厂房、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等实物的作用，同时借助多媒体技术，就能生动展示拖拉机工业生产的真实场景。”

他认为，如果合理地将洛拖、洛矿（洛阳矿山机械厂）、洛轴（洛阳轴承厂）等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老厂区，做有选择的保护和再开发，就会形成一条工业文化街，其效果可与德国鲁尔的工业遗产保护和景观再设计相媲美。

“有些企业愿意做合理的遗产保护，因为这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张柏春说。

遗产解惑与纠偏

关于工业遗产的价值，《下塔吉尔宪章》概括为四种：历史价值、技术和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工业遗产作为普通人生活记忆的一部分，提供了重要的可识别性感受，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价值。工业遗产在生产、工程、建筑方面具有技术和科学的价值，也可能因其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品质而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方一兵向《中国科学报》进一步解释。

始建于1890年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煤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的八幡制铁所7年。遗憾的是，30多年后汉冶萍公司停产。它被人诟病最多的是，选用了并不适合大冶铁矿所产髙磷矿石的贝塞麦转炉，贝塞麦转炉是酸性炉，不能脱磷，炼出的钢因髙磷而变脆。

汉冶萍到1905年之后才批量购置适合冶炼高磷铁矿石的西门子-马丁平炉并淘汰转炉。如果钢轨的磷脆问题真的很严重，为什么汉冶萍此前能够大批量向京汉铁路供给钢轨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方一兵很久。

直至有一天，北京等地陆续发现了汉阳造钢轨。她在铁道博物馆等单位协助下对这批钢轨取样并进行了化验，发现钢轨的成分是低碳钢。“了解冶金的人都知道，低碳钢比较软。原来，汉冶萍的技术人员用低碳的软来抵消髙磷的脆。早期火车速度不快，载货量不大，这就部分地缓解了磷脆的问题。”方一兵这才找到答案。

令方一兵颇为感慨的是，在设备选型出现失误的状况下，汉冶萍的工程师们为了尽可能推动中国铁路建设所作的努力，无声地沉睡在钢轨这样的遗存里。

“汉冶萍公司的工业遗产备受关注，但在遗产认定和保护中屡屡出现偏差，一些有技术价值的遗存被忽视，甚至不属于汉冶萍的厂房设备被冠以汉冶萍之名。”方一兵说，“在本书里，我们尽可能去纠正这些偏差。工业遗产的相关工作一定要有技术史学者参与。”

“一定要先立法”

国家文物局是国内最早意识到要保护工业遗产的政府机构，从1996开始，国家文物局将近现代重要史迹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的评选范畴，之后一些属于工业遗产的遗迹开始进入国保名单。

这两年，工业遗产保护引起了更多政府部门和社团的重视。据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遗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岚介绍，自2017年起，工信部先后公布了三批、102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工信部、中国科协、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以及地方政府都介入了工业遗产保护事业，显得有些政出多头。

张柏春认为，某些名录的发布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对工业遗存的价值判断有值得商榷之处。

面对这种状况，方一兵说：“一定要先立法。部分工业遗产仍在使用，存在产权问题。有些工业设施可能属于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某些相关规定可能存在和其他法律法规、政策的矛盾或者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矛盾。立法后才能做到有法可依，进而协调遗产相关的不同单位。”

张柏春认为，《中国工业遗产示例》以图说的形式，简要选介了28项工业遗产，兼顾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行业和地理分布，希望能为工业遗产的价值判断和保护对象的选择提供参考。

“中国值得保护的工业遗产项目不止28个，例如，上海万吨水压机、鞍钢的某些遗存等都值得关注。”张柏春说，“对中国这个工业大国来说，选择保护一二百项的工业遗产也许是合理的。”

工业遗产保护离不开技术史研究

张柏春还指出，由于国内的一些工业遗产项目的再利用大多从城市和社区规划角度考虑，房地产企业也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以至于工业建筑幸运地受到更多的重视，而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等反映工业技术核心的遗存却容易被忽视。

张柏春把这种现象通俗地比喻为“饺子有皮没馅，成了片汤”。

“学界有责任站出来。”方一兵说，“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以英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工业考古在英国兴起，工业遗产的研究及保护一开始就由学界主导，工作比较系统、规范；1963年，英国考古学会在国家公共建筑和工程部的资助下，开始了工业遗存普查（IMS），其成果形成了工业遗存的国家记录（NRIM）；自1965年起，英国的工业遗存国家记录（NRIM）的承担者由英国考古委员会转移给了巴斯大学的技术史研究中心。

20世纪后半叶至今，随着工业考古及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活动在工业化国家的展开，以及历史研究的发展，技术史成为了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研究的重要依据，工业遗产的技术史价值受到了重视。

“可以说，技术史研究可以为工业遗产的价值挖掘提供可靠依据。在国外，没有技术史研究者参与的工业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方一兵说，“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技术史研究与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几乎是两个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两者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尚未形成。”

当代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工业先驱们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值得珍重，他们所留下的工业遗产值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