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在一次自然保护区研讨会上，一位自然保护区负责人谈到：“保护区管理就是管住边界，山下管住了，不让人进来，山上不就（管）好了么？”

李迪强听后，忍不住反驳道：“不是这样的。目前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举个例子，把鸡蛋放在热环境里，能长久保存么？说不定都变臭了。自然保护区也一样，内部‘家底’有哪些、它们如何变化？野生动物、森林生态系统有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都需要日常巡护和系统监测。”

作为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学科组首席专家，20多年来，李迪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究竟‘保护’得怎么样？”

大型物种正在消失

最近，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传来一则好消息——在青海湖流域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特有野生动物普氏原羚从1999年的130只左右增加到如今的2484只，种群数量20年增加了19倍。

普氏原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危物种，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2000年，普氏原羚被列入我国急需拯救的15种野生动物之一。如今，只分布于青海湖周边。

虽远在数千公里外，但看到这一数据后，李迪强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普氏原羚的博士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便踏上寻觅和拯救普氏原羚之路。

“人类活动对普氏原羚生境的选择和种群数量的影响巨大。普氏原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展开了持久的游击战。原有的生境不断被人类占领，饮水区被圈起来为牛羊饮水，在取食区又建立起了围栏……拯救普氏原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普氏原羚留下一块生存空间。”李迪强写下了如此考察笔记。

大型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指向标”，在动物进化史上，经历千万年演化而保存下来的大型野生动物数量并不多，且都弥足珍贵。它们的减少，使得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最终将给全人类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令人痛心的是，此类现象仍在发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数据显示，在其评估的91523个物种中，有25821个物种受到威胁，866个物种已经灭绝，69个物种在野外灭绝。

“在动物保护史上，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种是一个重大事件。”从普氏原羚研究开始，李迪强在一次次科考中亲眼见到了中国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扼腕痛惜。此后，他开始带领团队开展大型濒危物种的本底调查。

2007年，李迪强担任了科技部“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动物调查组组长，利用红外相机、分子粪便学和GPS颈圈等手段，对野骆驼的分布和数量、种群与行为生态学、迁移规律和遗传学等进行追踪调查。

野骆驼曾于100年前被认为早已消亡，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库姆塔格沙漠发现踪迹，成为世界骆驼科唯一幸存的野生物种。作为专家之一，李迪强推动将野骆驼栖息地保护纳入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保护优先区之中。

2002年，李迪强及其学科组同事与国际雪豹保护协会合作，开展野外雪豹栖息地评估，收集雪豹粪便，利用微卫星DNA标记，多种遗传分析方法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和数量估计，最终通过与全球雪豹个体样本进行统一分析，鉴定出世界主要分布区的雪豹共有3个亚种。其中，在中国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形成了独特的中部亚种，且中国是全球雪豹最大的分布国。

2013年，针对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的“孤立种群”金丝猴，李迪强带领团队对其生境保护与恢复技术和遗传多样性进行系统研究，并首次建立了基于物联网技术，集成多类型传感器技术的神农架金丝猴生境和行为监测研究平台。这为实现神农架金丝猴种质资源的可持续保育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对我国其他珍稀濒危动物的保护也提供了借鉴。

基于上述4种重要物种的积累，李迪强学科组基本搭建起了中国整个大型濒危兽类的研究平台。

“看得见野生动植物，管得住人”

多年的野外考察经历告诉李迪强，许多濒危物种的生存现状并不清楚，困扰人类的“人兽冲突”原因亟待查明，仅仅研究某个物种如何保护也是不够的。

他把目光转向了更大尺度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2001年，李迪强第一次登上海拔4200多米的三江源，一行20多人对三江源地区长江源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考察、评估其建设自然保护地的可行性。

历时45天，他们有过彻夜难眠的高原反应，与野狼、棕熊正面交锋，也被藏民们的热情博学所感动和震撼。随后，出版了《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三江源生态保护》两本科考报告，促成了三江源地区优先建设成国家自然保护区。

“还行、还活着。”李迪强笑着回忆那段经历，“不过，那次回来之后，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不能去了。”

在他看来，“藏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得最好的地区。”2001年以后，李迪强正式聚焦自然保护区规划和管理发展问题。

四川、云南、青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羌塘……遍历整个大藏区后，他提出了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这些地区都成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最优先地区，并或推动建设、或帮助升级诸多以大型野生动物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地。

据统计，迄今为止，全国共建立了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在内的1万余个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共占国土面积的18%。然而，自然保护地的交叉重叠、部门分治，以及“画圈式”的“看管”思路等问题，使得“保护”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李迪强坦承，“地方政府画个圈就成了保护地，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好大自然了，但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是什么、有什么威胁、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降低威胁等等，没有人关注。”

李迪强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个理想的自然保护地应该搞清楚“家底”，要以保护对象为核心来设计保护工作。为此，他组织团队正致力于建立“全国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以期建成“看得见野生动植物，管得住人”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这一平台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新技术平台，在保护地内部布设红外相机、无人机、自动传感器、GIS项圈等设备，对保护地内所有动植物信息进行实施监测，并传输数据至全国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上，由专家团队进行分析处理。

“以前是科学家科考获得数据，既不完整也无法核查，无法了解保护地动植物的变化趋势。”李迪强表示，现在，对保护地实施“网格化”管理，发挥保护地管理人员甚至全民的力量，“人一旦进入保护地，你走的哪条线路、看到什么动植物、听到的鸟叫、保护设施有什么问题等，点点滴滴都被记录下来，做到了可核查。”

此外，每个巡护人员通过拍下自己不认识的生物的照片并上传至“自然保护地生物标本与资源平台”上，建立“数字标本”，这既准确记录下生物多样性信息，又促进全民生物知识的提高。

“保护区每个巡护人员都相当于一个博物学家。”李迪强说。

用以大熊猫保护为主的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沈兴娜的话来说，这一平台帮助他们“科学揭示了保护区内物种的现实生活状况和数据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按照公里网格在全区布设近300台红外相机“鹰眼”，全天候、不间断实施网格化监测，平均每年采集1.5T的影像数据，直观反映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和幸福指数。此外，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支持迁出保护区的务农人员转变成生态护林员，“巡、研、教”三者相结合，通过关键节点安防装置可实现“远程警示”。

沈兴娜自豪地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是在没有任何人为干扰下，在中国低海拔地区的野生动物可见率排名前列。”

2014年，该保护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纳入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

“保护”：包容性发展

我国经历了60余年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保护地体系的发展历程后，开始实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国家公园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李迪强记得，2006年，刚提出“国家公园”概念时，“大家很迷茫”。在国家层面研讨国家公园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专家们张口即谈“旅游”，认为国家公园是发展旅游的很好方式，但却鲜有人谈“保护”；第二次研讨时，专项旅游与保护并重。而到了第三次，“保护”便成了主题。

如今，国家公园从试点提升为体制，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大计和生态文明的载体，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李迪强坦承，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依然显著，是当前自然保护地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刚开始，大家都以为建国家公园是为了旅游，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很失望，有的地方甚至宁愿放弃国家公园申请。”

他认为，可采取“包容性保护”的发展理念。

“如果一个保护区的老百姓喝点水都成问题，那保护区还往什么方向发展呢？”李迪强在多个场合都提这样一个观点：“不能一刀切，要基于科学评估，那些对主要保护对象影响不大、保护地功能威胁小，特别是国家急需紧要的发展应该被允许，要给老百姓留下发展空间，否则保护地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适当地发展生态旅游、适宜的生态补偿、适应性管理等也十分必要。

20多年来，李迪强见证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他越发感受到，当前是做自然保护地研究的“最好时期”。

“走近大自然其乐无穷，让一些地方保持自然的状态，给人一个体验自然的机会。”如今年已半百的李迪强依然保持每年10余次的野外考察，他希望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想法结合国家战略，真正使保护地世世代代被保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