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是一个“变”字。文明之变、发展模式之变、世界格局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这些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谋划中国创新应对之策，不能仅就科技看科技，既要遵循科技规律，又要立足需求驱动，以全球视野、时代眼光、历史经验、国家目标来观察和分析。”6月29日，在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如是说。

关键在于基础能力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企业产业竞争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的时代，人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越来越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之上。

而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指出，现代技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不同于基于经验的技术。

“技术有规律，技术创新有目标，不同的需求会带来不同的技术，关键在于基础能力如何。”潘教峰说。

事实证明，当拥有了好的基础能力，就能生成各种各样的技术。在新工业革命来临之际，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对有可能对其技术优势形成挑战的企业进行围堵，目的就是为了争夺未来竞争主导权。

潘教峰认为，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坚持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不能排斥国际合作，但关键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上去。

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学习消化吸收国外成果，“学习”的逻辑深入骨髓，现行创新体制、制度、政策背后也都遵循“学习”的逻辑。

为此，潘教峰建议，政策体系需要朝向创新引领转变，从战略规划、政策安排、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营造有利于激发原始创新、源头创新的环境氛围，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

解决系统失灵问题

美国的优势是什么？李正风认为，是创新体系的综合优势，包括激励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土壤、雄厚的科学基础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体制、不断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军民融合体系等。

“相比之下，我国的创新体系在顶层设计、产学研合作机制、基础研究引领支撑技术创新、激励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系统失灵’问题，严重制约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李正风直言。

所谓“系统失灵”，是指创新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联系，以及要素之间出现各种错配现象。

以芯片产业为例，涉及到电子、化工、光学、机械等多领域的一系列技术，其核心设备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于全球几十个国家、数百个供应商，形成快速变化的复杂创新系统。

“芯片产业系统存在的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变成制约，需要着力加强系统创新能力。”潘教峰强调，要从重视“点的突破”向重视“系统创新”转变。

同时，他表示，政府一定不要包得太多，基层的创造力无穷无尽，需要营造好环境，放手让基层去创造。“创造更加创新友好的制度政策环境，放手让企业去竞争，提供普惠性政策措施，而不是挑选出个别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使人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风险时代。

“对于一项技术，强调它有多少好处是不够的，强调为了它做了多少安全措施也是不够的，强调遵循安全规范也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否避免被恶用、被误用，能否承受、能否化解它被恶用、被误用的后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说。

尤其是颠覆性技术，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李正风表示，要加强可能消除技术风险的基础研究，限制无视可能风险的研究和开发，积极参与颠覆性技术伦理规则形成过程，不断提高话语权。

如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对此，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提出，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让科技造福人类，必须在科技发展中注入“道义”，不能见利忘义。在李正风看来，明确伦理治理是对人类负责，不是阻碍科技发展，而是坚持高质量的发展。

他建议，建立国家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形成国家、部门、地方、机构多层级网络化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用必要的法律形式明确不同层次伦理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能，并积极参与到伦理规则的国际磋商。

“强国，重在发展质量，特别是科技先进和善用科技。”李正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