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教育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份有着甲方、乙方签名、盖章的高考填报协议书被扔进了垃圾桶。连带着宣讲会、协议书上的承诺，也跟着缥缈起来——保证100%被高校录取；不采纳录取建议，本公司概不退款……红霞意识到自己掉入一个“不赔钱的买卖”当中。

交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后，红霞发现，志愿填报服务公司所谓的“100%被高校录取”，不过是再保守不过的方案，保证了录取，却忽略了就业方向和考生兴趣。“若按志愿方案报考，女儿的考分或高出录取分不少，或将来从事艰苦行业不符合自身的兴趣”。

她认为，还不如自己两年来所做的“功课”——翻阅了两本学校发的高考志愿填报参考书，按照全省排名、上下浮动30名——得出的结论精准。

红霞没有采纳专业公司的建议，但却为此付费5900元。

不久前，全国各地公布高考成绩，在考生、家长得知考分后，填报志愿也马不停蹄地进入最后的冲锋。无数个家庭跟红霞一样，遇到了专业选择的困惑。何其难背后，暴露的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规划教育的危机。

被忽略的职业规划

“我们学校是有职业规划课的。”谈及职业规划教育，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学教师姜言类似。这门课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师讲授，主要解决的是新高考“3+3”改革下如何选科的问题。

所幸的是，即便是姜言所在的农村中学，职业规划课也终于开设了。遗憾的是，课程效果极其有限，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乏脱离实际、拿主观去规划行动的行为。

而在所谓职业规划课的掩盖下，“12年学习、2天高考、2小时定志愿”依然是全国大部分考生、家长的常态。出分后，考生、家长不是依据个性、兴趣理性填报志愿，而是四处打听哪所高校好、哪个专业热门，盲目填报志愿。有关调查显示，44%的大学新生对所上的大学、专业不满意。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到来，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6选3”（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浙江“7选3”，多一门“技术”）选科模式、综合素质评价纳入自主招生，使得职业规划前置。

游戏规则的更改，促使原来只在学业终止前做职业规划的人们回过头来关注，却发现过程中的职业规划“一片缺失”。

不能把中小学阶段的职业规划教育简单归于零，起码幼儿园时经常被问到“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规划教育。但显然，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的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深度被大大忽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职业规划培养学生四方面的能力——认知自我能力，帮助学生搞清个性和兴趣，不至于报考时陷入迷茫；识别能力，在经济、教育、就业等众多因素牵引中，不受谣言、不准确信息误导，进行独立思考；决策能力，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家长、教师决策、规划；执行能力，保证学生在脱离家长、教师管理后，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不至于沉迷游戏。“‘四个能力’也是一个人成为合格社会人的能力。”

就目前中学开展的职业规划课而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最关键的是要为中小学生提供多样性的生活体验。“因为自我认知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设立一个学生需要拥有的自我认知，而是要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建立认知、感受，据此进行职业选择。”

2018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必修课程，要求所有学习都必须学习、参加。职业体验被列入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及其关键要素之一。

然而，更多的问题还等待着中国教育去克服。

无力打破的怪圈

从苹果园里摘取最大的苹果，条件是从苹果园的这头走到另一头，只许挑选一次。大多数人难以实现。同理，建立自我认知、兴趣挖掘，也不是一蹴而就。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学开多少职业规划课，而是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要发生改变。”储朝晖说。

美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职业启蒙—职业了解—职业探索—职业选择的体系。以小学、初中为例，小学阶段将两万多种不同的职业归纳为15个职业系统，让学生通过各种活动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培养职业意识；初中阶段通过对农业、商业、通信、建筑等门类的一般职业训练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按兴趣、爱好、特点尝试选择职业。

类似这样的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然而，在中国，中小学要开展这样的教育却是举步维艰。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意味着，要认识和发展自身个性和兴趣。而按分数选拔的评价体系，并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围绕着升学科目进行，这就导致了学校不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家庭担心关注个性和兴趣发展会影响学业。”熊丙奇说。

评价标准单一、管理权过于集中，滋生了整齐划一的群体。

储朝晖指出，全球范围内，少有国家只有高考这一单一评价标准，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多元评价体系，如日本有四类考试保障学生进入大学，且很多国家的升学考试多为验证而非选拔。

在多元评价标准下，国外学生对数学感兴趣者，可以多学，对数学不感兴趣者，可学难度低的数学，其选择并不会影响升学。而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中国学生不问个体差异，不得不学着一样难的数学，只因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

中小学教育强调共性，在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的步调下，就连学生作业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小学校长既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理念办学，同时倡导个性和兴趣也会让他们感到难以管理。

新高考选科似乎带来了选择的曙光，但“即便如此，新高考给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是有限，因为高考看总分，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数，而不是为了未来的学业发展、职业发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科”，熊丙奇说。

于是我国的教育便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由于在教育上得不到解决，无怪乎会出现像红霞遭遇的、将志愿填报变成一门生意了。

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在新高考撕开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职业规划教育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调研中，她参观福州、厦门等地的示范中学。“厦门某中学，邀请厦大研究生为中学生上建筑、医学、航空、美学课；福州某中学邀请家长为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道。

这些从国外基础教育搬来的经验，大概是中国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来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是“体验式”。但农村中学的现状——不可能请到各行业的家长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请名校学生——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梦想还是要有的，在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上，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缺少专业的师资。很多中小学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师授课，但心理教师通常关注学生的兴趣、性格、心理健康，显然不是职业规划；德育教师的讲授告诉学生该干什么，通常有说教意味，跟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相悖。“职业规划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培养‘四个能力’，教师必须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规划、要求不断完善。”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缺少课程体系建设。包括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校外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在熊丙奇看来，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连在一起。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培养学生劳动意识，要有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职业。

“其中的问题是，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家长反对，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学校、家长考虑安全因素，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说。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储朝晖最看重的是生活体验。“生活体验不仅来自企业，也应来自农场、街区、山川、湖泊，这是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固然会影响认知，但是不同地区客观上对职业的选择也会有所影响，人为设置主观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也有人提议，用浸入式课程增加学生对职业的理解。比如，小学应用题大量增加，借助场景让学生明白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然而，有专家指出，这固然有助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职业理解，但也不乏为了追求应用牺牲学科精神的例子，如平面几何从大纲中删除。

在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表示，过度追求应用导致基础教育下滑，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走过的弯路。“教材改造应拿捏好基础和应用的平衡。”

此外，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遭遇价值理念的冲突。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学把学生考取北大、清华作为重要的办学评价标准。“一旦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后，学生有了主见，不想去北大、清华而想去另一所学校，学校就会认为进行了职业规划教育反而坏事。”

尽管障碍重重，熊丙奇表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聊胜于无，“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开展了职业规划教育，学生有了主见，家长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才能实现职业规划教育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部、从表面到深入，最终逐渐做到重视学生个性、兴趣”。

不容回避的大学引导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大学与中学的割裂是显见的。无论是在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还是大学先修课上，很少有大学会告诉考生、家长，“你不适合我们学校”。

从新高考来看，大学对想吸引什么样的考生报考，也研究甚少。“3+3”科目改革后出现的弃考物理现象，就是源于大学不提物理要求、科目不限，盲目抢夺生源的一个结果。

“大学引导学生职业规划，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学要关注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就必须引导中学生根据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为此大学首先要办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标准，而不是一味地抢高分生源。”熊丙奇说。

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入口无力发挥职业规划的引导作用？

除了大学自身的“千校一面”问题，储朝晖认为，这与我国评价标准单一、高校没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权、代政府招生有莫大关系。如果评价标准多元，教师必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学生不必担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而是有了多对多的选择。

但眼下，中国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寻找兴趣的任务，以另一种名目交给了“大类招生”。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个性、兴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学中大类招生，颇有为中小学职业规划教育“善后”的味道——学生不知道兴趣所在，便“钻”进一个大类，等一两年后再进行具体的专业选择。

就像俄罗斯套娃，层层剥离，最后明心见性。洪成文认为，寻找兴趣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高中、大学二三年级、研究生、步入社会，每一次分流都带来一次兴趣的自审，找不到兴趣的个体只会在分流中越来越少。

“最关键的是，大学要开展高质量的通识教育，进行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一旦学生基础知识打牢以后，拥有一定知识迁移能力，在职业选择上也有更宽的范围。”洪成文说，这也契合了现代职业快速变化，一辈子做多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现状。因此，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后移至大学二三年级也无伤大雅。

当然，高校不是把学生按大类招生招过来就了事，而是要尽快地了解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不能搞了大类招生之后，毕业时每个个体都是差不多的‘同类’，在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开动脑筋。”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