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阳

近日，多年“围绕科学文化说事”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面对记者聊起了《流浪地球》。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这部电影为无数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壮丽的科幻大门。一时间，人们纷纷放下“宫斗”“盗墓”和“穿越”，开始热烈地讨论“宇宙”和“科技”。甚至有网友将2019年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这是中国科普科幻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的影响力，对热心科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帮助。”黄力饶有兴致地说。

“大片”启迪科研创意

黄力坦言，他经常看一些“大片”。

有次他看完一部美国大片，第二天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每种微生物在特定条件下都有一定的“代时”，也就是分裂一代所需的时间。如果人为改变物种的代时，有望产生巨大的应用潜力。比如缩短微生物的代时来提高发酵效率等。后来，这个想法还真用在了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这个项目就叫作“微生物代时计划”。

黄力的故事引起了其他科学家的共鸣。一位国防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也表示，他们从大片里获得了许多灵感，有时候主人公身上的一个小佩件，都成了启迪科研创意的“钥匙”。

“其实传统科普工作的影响面是很窄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由影视、小说、大众传媒甚至网络游戏等组成的广阔‘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孩子会认为爱科学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从而在真正的乐趣中激发出无穷好奇心和想象力。”黄力说。

他认为，当今中国其实并不缺少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素材。他的一个同事为了研究深海微生物，随着“蛟龙”号下潜到海底热液口，看到了一个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奇妙世界。

“我们的很多科研成果，其实就是科普科幻的丰富素材，怎么把它们用起来、用得好，是个值得挖掘的问题。”黄力说。

我们缺少的并非技术

在《流浪地球》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背后，是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不少观众惊呼：“原来我们也能拍出这么宏伟、这么逼真的画面。”

太空和恐龙，是世界科幻电影的两大主题。如今“太空—中国队”率先拿下一分，“恐龙—中国队”零的突破是否还远呢？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多家公司声称要拍中国自己的恐龙电影，来找我做科学顾问，但目前都没有下文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告诉《中国科学报》，“我看过他们的样片，至少有一家的技术很不错，恐龙的动态效果很流畅。”

作为国内著名的恐龙专家，徐星身边聚集着不少恐龙“发烧友”，也见证过很多科普梦想的燃烧和幻灭。在他2015年发表的一篇“发现奇翼龙”的论文里，一家名为“恐龙星际”的文化产业公司免费制作了奇翼龙的复原图和小视频。这家公司曾推出过一批AR恐龙科普产品，开办过恐龙星际VR体验馆，也有过拍摄电影和动画片的计划。

他们的AR产品一度颇受欢迎：在纸质恐龙图册或卡片上，用电子产品一扫描，就能看到“恐龙”活生生地站了起来，奔跑跳跃、摇头摆尾，360度纤毫毕现。“虽然这些技术并非首创，但至少在我看来，效果跟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并不逊色。”徐星说。

然而，如今在“天眼查”上搜索这家公司时，显示的信息却是“已注销”。

“我们的技术不一定弱，但面对的市场却很小。此外，由于科普本身具有公益属性，担负着提升国民素质的使命，不可能做成纯粹商业的东西。”徐星说，“很多有志于走科普科幻路线的本土企业，都面临着很大的商业风险。”

文化环境的力量不容忽视

从《流浪地球》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夭折的拍摄历程不难看出，一方面，群众的确对优秀的科普科幻作品有着热切期待；但另一方面，科普科幻作品生产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友好的产业环境。

“何况，很多观众喜欢《流浪地球》，也不一定是因为里面的科技元素，而是混合了许多复杂的心理因素。这部电影的成功能否让更多人持续关注科学，甚至走进科研领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徐星说。

上世纪90年代，《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大热，为全球的古生物学研究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些电影点燃了很多人的“古生物学家”梦，吸引了大批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同时也为科学家赢得了企业家真金白银的资助。

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能否复刻这一传奇？黄力表示文化环境至关重要，一个良性的科学文化环境，有助于产出更多、更好的科普科幻作品，也有助于这些作品发挥出最大的公益价值。

转眼间，徐星从事科普工作也有20多年了。尽管他明显感到国内对科普感兴趣的人群已经大大增加，但也知道在中国广大的人口基数里，这个比例还是小得可怜。

“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即便是感兴趣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对科学有着很深的误解。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仍是一条漫漫长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