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瑜

滇池污染底泥处理、遥感测绘、生物医药……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14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武汉大学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但参差不齐的评估结果，给学校决策者带来了压力。

“我们累计有几百项专利，最后能被企业变成产品，或者变成应用成果的却寥寥无几。”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院士越来越感到，从事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人才“输血”体系不足、专业平台的“造血”功能不足。

从修法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从中央各部门到各省市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一系列“组合拳”打出后，科技成果转化还面临哪些难题？

缺乏权威的法律认可的评估体系

“现在最需要建立一个权威的法律认可的评估体系。”窦贤康坦言，同一个成果，不同评估机构给出的估值，却可能相差数十倍。面对差别特别大的评估结果，学校决策层的压力太大，甚至不敢做决策。

2015年修改后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简而言之，就是两个不低于50%的比例。

“每个学校可以在此基础上自行规定，武汉大学是‘三七开’，30%归学校，70%归个人。”但在实践中，窦贤康深刻感觉到，不论分成比例，在为成果转化开办公司前，一定要将个人、学校和国家的“责”“权”“利”界定清楚，让科技人员创业没有后顾之忧。

窦贤康解释，评估低了，将来公司应用前景好，会有人说学校吃亏了，个人涉嫌侵占国有资产。如果评估高了，比如评估为1亿元，评估的钱成了国有资产。万一公司垮台了，对学校来说，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希望能彻底为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解‘套’。”窦贤康说，相信未来武汉大学成果转化额会越来越大。

专业机构“造血”差

2018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显示，高校和科研单位认为，缺乏技术转移的专业队伍是专利转移转化的最大障碍。

李林说，目前政策聚焦的激励对象均以科研人员为主。在提到“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时，往往设置“不增加编制的前提”；提到“对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时，绝大部分细则没有考虑到对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的奖励。

“形成极具活力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是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李林建议，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输血”工程，打造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队伍。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造血”工程，将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第三方社会机构由单纯的“中介”服务，向介入成果的创造、保护、经营、转化全过程增值型转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活血”工程，鼓励科研机构自主建立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有效激励机制，如在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收入分配等制度设计方面加大激励，以及合理界定其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的权益等。

法律“打架”问题待解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陈力今年带来的一份建议，是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

陈力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国务院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而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归属于单位。另外，对于担任正职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规定“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实践中造成了正职领导“不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等。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时需要考虑强化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改革现有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关系等。”陈力建议。

（科技日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