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

推进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与根基，也是乡村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所在。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实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思想转变和文化传承是前提和基础，也是不竭的内生动力。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是乡村振兴的思想基础和行动保障，也是实现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发生了剧烈变化，大量的村落消失于城镇化进程中，留存的村落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挑战。传统村庄文化开始瓦解，传统乡村美德受到冲击，许多乡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衰落，有的甚至出现了文化“失根”危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建设的滞后性开始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焦新安表示，高校作为创造、收集、整理、传播、应用文化科学知识的殿堂，能够对文化的构建提供持续的人才培养力、强大的科技创新力、广泛的社会服务力和深远的文化传播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的基本职能，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征程中，需要高校发出最强音，提供重要支撑。

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有待进一步增强，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高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覆盖面不够广、延伸度不够深，政府引导支持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创新和优化。

如何推进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焦新安建议，首先应出台高校引领和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意见。为更好地发挥高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出台“高校乡村振兴文化引领与服务行动计划”，对高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

第二，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计划。鼓励和支持高校利用学科门类齐全、人才集聚、信息资源丰富等优势，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鼓励支持高校师生积极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活特别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使高校成为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力军。

第三，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人才培养计划。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迫切需要一大批创新型文化拔尖人才、复合型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实用型文化技术人才。实施该计划，鼓励支持高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采取多元化办学模式，多层次、多途径的培养方式，造就更多适应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需要的应用性高级人才。

第四，实施高校乡村振兴文化下乡服务计划。比如支持高校与地方合作共建乡村文化产业孵化器、乡村文化振兴示范区（村、镇）。支持高校组织文化宣传服务队、周末文化工作队、暑期讲师团、校镇（村）结对服务、大学生农村文化建设夏令营等，可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

农业科技应立足基层 服务产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部署。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主动作为，切实履行精准科技扶贫的主体责任。

以科技精准扶贫为着力点，山东农业大学组建了一支110多人的专家服务队伍，面向产业领域，划分为种植、养殖、加工等10个专业服务团。服务团对扶贫重点区域菏泽市、临沂市相关县市区和泰安市全境实现了全覆盖。先后有170余项科技成果、实用技术、新品种和新产品落户贫困村。

值得一提的是 “五个一工程”，即突出精准整建制服务一个特色县（市、区），选派一名专业教师到地方任科技副职，组建一支专业扶贫队伍，建立一批技术示范基地，探索山东农业大学服务产业、服务精准扶贫的一种新机制。

目前，已经在泰安、临沂、菏泽、日照、聊城的部分扶贫重点县（市、区）全面实施，把精准扶贫急需的人才、技术和智力成果送到扶贫攻坚第一线，并结合实施特点创新工作机制，总结并提出了面向优势产业的校地（企）共建研究院模式，分别对接沂源苹果、金乡大蒜、兰陵设施蔬菜、昌邑苗木产业，通过辅助产业提质升级增强扶贫能力。

“第一书记”的加入，让扶贫更有力。近几年，山东农业大学先后选派了23名“第一书记”，他们帮助所在村提出发展路子，引进项目、技术、资金，因村制宜，发挥优势，着力实施精准扶贫。

张宪省表示，山东农业大学始终重视把科技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积极开展专项人员培训。“扶贫工作应坚持精准扶贫，关键是产业扶贫，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要从素质和技能两个方面加大培训力度。”

近几年，先后对山东省3646个重点扶持贫困村支部书记及两委成员进行培训，提高了村支部书记党建理论水平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工作能力。

培训结束后，“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开展训后跟踪服务工作，更好巩固和延伸培训效果。进入2017年以来，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了山东省农村发展带头人培训，承担了山东省7市50多个县市区的1400名农村带头人的培训任务。通过培训，切实为新时期山东省农村扶贫开发事业，培养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不走的”工作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

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尤其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强国伟大征程上，加强成果转化在内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取得较大成绩，但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局，以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绿色发展、提高质量效益和增强竞争力的新任务来看，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不适应”：一是农业科技供给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基础性科技工作积累不足、前沿和突破性技术原创不足、集成性整体技术方案少；二是农业科技管理机制与激发活力、提高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投入机制、协同机制、评价机制与宽容失败等机制有待完善；三是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挑战不相适应，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农技推广队伍、新型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李学林表示，首先要围绕解决“两张皮”问题来抓农业科技创新。解决科研与生产、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需要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坚持需求导向，实现从注重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从注重粮食生产为主，向粮经饲统筹和大农业转变；从注重农业种养为主，向种养加、资源环境等全过程全要素转变。

其次，坚持以“双轮驱动”抓农业科技，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轮子，两个轮子共同转动，才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重要的是，深化学科结构的调整和改革，还要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农业科技生产力布局。”李学林表示，他们将调整学科结构，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工作主线要求，进一步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放大独特资源优势利用，健全特色优势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全方位提供科技支撑，推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进程。

习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在李学林看来，对农业科技而言，实现“三级跳”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科研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这“三大体系”之间的上下贯通和无缝对接：一是以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和生产应用的一致性目标为导向来贯通；二是以孵化转化、科技园区、示范基地为平台来贯通；三是以激活创新创造主体、互利共赢为纽带来贯通。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打赢硬仗还需科技来“扶智”

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当前，扶贫已经到了最后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也是最艰难的时期，肉已经差不多吃完，接下来就是啃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离脱贫期限越来越近，任务越发艰巨。今年，国家将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

多年来，赵皖平一直心系扶贫事业，为了更好地“把脉”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他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他发现，基层扶贫过程中，一些贫困户把国家政策当成福利，他们不愿自己动手干，“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削弱了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赵皖平指出，要打赢这场硬仗，不能光靠给钱给物，要让贫困地区有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不光扶他们的口袋，更要扶他们的脑袋，也就是“扶志”和“扶智”。

那么，如何让这些贫困户从依赖中走出来？“必须要用科技来武装他们的头脑，让贫困户有了志气后，下一步就需要方法，也就是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力量，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品种、技术和推广手段等，这些结合起来，脱贫攻坚肯定会达到预期效果。”赵皖平说。

科技这把“利刃”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科研院所的辛苦付出。近年来，安徽省农科院在扶贫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造血”功能培育，为安徽省贫困地区提供“量身定制”的帮扶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共性问题，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下一步，针对那些已经超过贫困标准但又刚好处在边缘的这部分人群，很有可能出现返贫现象，赵皖平表示，要予以重点关注，并制定措施帮助他们“走得远”，防止再次滑入贫困户行列。

“脱贫以后就是致富，致富的本质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未来几十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接下来应该向乡村振兴的目标靠拢，逐渐进行深度融合。”赵皖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忠岐：

科学研究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三北”防护林第一、二期工程造的杨树防护林曾被光肩星天牛毁灭殆尽，这一威胁依然笼罩于目前所造的防护林，严重影响我国北方“绿色屏障”的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首先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生产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忠岐始终奋战在我国树木森林病虫害防治第一线。

林业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森林病虫害频发，而且十分严重，再加上天然林中发生的病虫害林木未能得到及时清理，森林病虫害发生趋势日益加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森林病虫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病虫害这个世界性难题，一直困扰我国林业发展。像松材线虫已成为我国头号重大病虫害，松树感染后最快40天死亡，全国目前已有16个省份近500个县发生过该类病虫害，严重威胁我国名山大川和整个森林的生态安全，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杨忠岐表示。

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做到有效防治森林病虫害，保障林木健康生长，充分发挥生态效益，杨忠岐选择了生物防治。利用“天敌”来控制病虫害，再配合物理防治等无公害技术，既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是“治本”之策。

由于这个项目研究直击问题要害，成果一出来便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针对东北林区的栗山天牛这种重大蛀干害虫，经过15年的艰辛探索，研究出了无公害防治技术，经过推广应用后，使该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成果要想成功转移，必须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杨忠岐表示。

在杨忠岐看来，目前我国在农业、林业等领域的成果转化率逐年提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国家应该给予立足实际、取得优秀科研成果的科研人员更多的肯定和鼓励，把钱花在“刀刃”上，以此激励他们将成果推向市场，更好地进行转化，服务于一线生产，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此外，科研立项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杨忠岐表示，希望国家在科研立项时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一线科研人员的“声音”，让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更“接地气”，解决经济发展和生产实际中亟须突破的瓶颈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静：

让科技支撑有机农业

“总体上，我国有机农业还处于初级水平。制约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优质生产环境难以寻觅、土壤肥力不足、抗病优质种源缺乏、生产技术支撑薄弱、证后监管乏力、有机产品公信力不足等。”王静表示。

以关键技术匮乏为例。王静介绍，“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有机生产技术是促进有机农业高效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44%的有机农业企业采用原始的‘靠天吃饭’种养模式，56%的企业缺乏高效的种养殖技术。”

有机农业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主要采用物理、生物、植物保护制剂防治，但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面临产业配套不成熟，现有防治技术应用范围小、成效低，诸多病虫害无法有效控制等问题，加之土壤肥力不足，导致有机产品产量低、成本高。这也是当下有机产品生产不规范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我国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王静建议加强有机产品生产保障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和推广，重视优良种质资源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研发和推广使用，特别是要重视高效有机农业投入品的研发，改善无优良种可选、无高效肥可施、无“良药”可用的尴尬局面。

“既要在源头和生产过程中控制病虫害发生几率，也为因技术缺乏导致产品结构失衡提供解决方案，更为有机农业高效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王静说。

其次，严格把关认证标准，建立符合国情的证后监管制度。即建立有机产品证后多频次抽查制度，实行从有机投入品、生产过程到最终产品的全过程最严监管，待产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后再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

再次，改变传统的种养殖模式，建立科学的生产方式。鼓励轮作、套作、间作、种养结合等多种生产方式，增加农田生态系统内的物种丰富度；推行有机肥、生物肥料和天然矿物肥料等多种营养复合供给方式，提高土壤肥力，重点解决有机生产产量低、质量差的问题。

最后，鼓励成立有机农业研究机构，问诊把脉有机农业生产。由行业协会或专业研究机构组织牵头，在充分分析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优势及制约因素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理念、战略导向和规划布局，指导有机产品科学生产；政府支持加速培养有机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有机产品生产、销售、消费完整渠道的追溯体系，确保有机产品健康发展。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晴丹、王方采写